看見(79)_柴靜_學達書庫

七九

　　「……我們去那孩子家，那時候正燒火。你說你冷了，他很認真的，他一定要把那個木柴劈開來給你取暖。後來他發現，你是有目的的，你想採訪有一個好的氣氛，有做事情的鏡頭，有火的光，有等等這樣的目的。他發現的時候，就覺得你沒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給他，他就不願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帶你去菜地看，他不願意。」

　　我連害臊的感覺都顧不上有，只覺得頭腦裡有一個硬東西「轟」一下碎了：「是。咋天晚上還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問題了，但出在什麼地方呢，我就問她。」我指指站在邊上的老範，「她安慰我，說不會的，她覺得他很接受我們了。我說不是，我說接受我們的孩子不會是那樣的一個表現，一定是有一個什麼問題。」盧安克說：「他怪我帶你們上來，說要把我殺了。我也覺得對不起他，就跟著他跑下去了。」天哪。

　　我說：「我很自責，我覺得我做錯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該說什麼。」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麼了，沒有用的，沒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聲音很慢，我從沒聽過一個人在鏡頭面前的語速這麼慢。

　　「你是說這樣影響不到別人？」我喃喃自語。

　　「這個很奇怪，想影響別人，反而影響不到。因為他們會感覺到這是為了影響他們，他們才不接受。」

　　「很多時候我們的困難是在於說，我們是……」——不，不要說「我們」了，不要再偽裝成「我們」來說話了，「……我是成年人，這些經驗成為一種障礙，我能夠意識到它，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把學生的事情當成認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覺得就可以。」

　　他看著我，因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體彎著，兩手交握在膝蓋前方，看著我，眼窩深得幾乎看不清眼裡的神色。

　　記者是一個觀察人的職業，這個職業保護我幾乎永遠處在一個主動的位置，一個讓自己不動聲色的殼裡。盧安克從來沒叫過我的名字，也沒有寒暄過，他是我採訪的人中對我最為疏淡的一個，但在他的眼光下，我頭一次感覺自己的殼被掀開，蝸牛一樣脆弱細嫩地露出頭來。

　　我問他，村裡有人說你不喝酒，不抽煙，不掙錢，不談戀愛，問這樣的生活有什麼樂趣。

　　他笑了：「有比這更大的樂趣。」

　　「什麼樂趣？」

　　「比能表達的更大的樂趣」

　　「能舉個例子嗎？」

　　他又笑了：「咋天弟弟接受你採訪的時候也是樂趣，我觀察他對你的反應，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況你無能，因為你還不知道他的情況，這也是樂趣。」

　　我也笑起來了。

　　按理說，被人洞察弱點，是一種難堪的境地，但我並不覺得羞臊或者沮喪。那是什麼感覺呢？怎麼也回憶不起來。採訪已經無所謂了，鏡頭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講起我小學近視後因為恐懼把視力表背熟的故事，說了挺長一段。我以前約束過自己，絕不在電視採訪時帶人個人感受——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畫著黑色驚嘆號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潰的紅光中粉碎了。看節目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講這段時目光向下，很羞澀，跟我八歲的時候一樣。

　　我已經顧不上周圍都是我的同事：「因為我最大的恐懼就是跟別人不一樣，我會被挑出來站在什麼地方。大家說，看，她跟我們不一樣。怎麼才能克服這種恐懼？」

　　他說：「以前我不想見記者，不想給別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後來我看到曼德拉說的一句話，他說，如果因為怕別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把它隱藏起來，那就等於說誰都不能做這個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來並讓別人看到，那就等於說誰都可以這樣做，然後很多人都會這樣去做。因為這句話我才考慮接受你們的採訪。」

　　盧安克剛來板烈村的時候，村裡有人認為他是特務，有的拉他去政府跑專案，有的倫走了他的錢和手電筒，他什麼反應都沒有。「這樣我就變成了一個沒用的人。」他說，「這樣我就自由了。」

　　他在這裡生活了十年，走在村裡，老太太們把背上娃娃的臉側過來給他看看，眯眯笑。成年男人不多與盧安克說話，沒人斜眼覷之，也不上來搭話，兩相無事。

　　採訪間歇，村長出面請我們在自己家裡吃飯，讓媳婦涮了個大火鍋子，肥羊肉片，炒各種羊腰子、羊雜。村長是個大嗓門的漢子，喝幾杯粗脖子通紅，挨著勸我們幾個喝酒，勸法強悍，但不勸盧安克。

　　這裡土地瘠薄無法保水。大石山區還有人用一根鐵絲，從高處山岩石縫中將一滴滴水珠引進山腳下的水缸裡。老百姓在石頭縫裡種出來的玉米才一米高，結出的玉米棒還沒有拳頭大，常常只用來釀包穀酒。我們在路上多見到醉漢，盧安克說他曾經反感這裡的人總是喝酒，後來他理解這些成年人，跟打打殺殺的孩子一樣，「情感得不到發揮，生活不允許，如果太清醒，太難受了。」

　　現在他與這些人「互相理解」：「他們也不再勸我酒。」

　　盧安克從湯裡拽了幾根青菜吃。村長跟他老婆說：「去，給盧老師炒個雞蛋。」

　　他不吃葷，平常吃的跟他的學生一樣——學校太窮，各家也是，一個學生一星期的伙食費是兩塊錢，孩子每天的午餐盒裡，米飯上只蓋著一個菜——紅薯葉。十歲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歲的身高。

　　我和老範曾經想買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線襪子寄給盧安克，因為村裡買不到合適他大腳的襪子，但他不同意，認為給這裡任何東西，都會讓學生之間不平等。

　　他靠翻譯書和父母的資助活著，每個月一百塊的生活費。

　　飯桌上我提到，縣裡的官員托我們說，要給你開工資。盧安克拒絕了，不加解釋。他在博客裡寫過一句話：「我不敢向學校要工資，因為我怕學校向我要考試成績。」我問他：「你不喜歡物質嗎？」

　　「不是不喜歡物質，我喜歡自由。」

　　他四十多歲了，在廣西山村從青年變成了中年人，沒有家，沒有房子，沒有孩子，一個人走在山裡，有時困了就睡在山頭。

　　我在傍晚走過這裡的山，南嶺山系從西南傾斜下來，山高穀深，紅水河在陡峭處不是流下來的，而是整條河咆哮著掙脫牢籠從高處躍下。天快黑的時候，龐大的山脈烏沉沉無聲無息，紅壤上草木森森，濃烈刺鼻的青腥之氣，偶爾可見的一兩星燈火讓人更感到孤獨。

　　我問他：「你想要愛情嗎？」

　　「我不知道愛情是什麼，沒經歷過。」

　　我心裡一緊。

　　他接下去說：「我在電視上看過，覺得很奇怪。」

　　「奇怪？」

　　「電視上那種愛情故事根據什麼產生的，我不知道。怎麼說，『一個人屬於我』？我想像不出來這種感受。」

　　他說過，他能夠留在中國，很大程度因為他的父母「從來不認為孩子屬於自己」。他的父親以教師的身份退休，母親是一個家庭主婦，他的雙胞胎哥哥是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成員，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納米比亞做志願者。

　　我問：「可是就連在你身邊這些小男孩的身上，我都能看到他們對人本能的一種喜愛或者接近，這好像是天性吧？」

　　「他們屬於我，跟愛情的那種屬於我是不一樣的。一種能放開，一種是放不開的。」

　　「能放開什麼？」我還是沒聽明白。

　　「學生走了，他們很容易就放開了，沒有什麼依賴的。但我看電視劇上那種愛情是放不開的，對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嚮往這種依賴和佔有？」

　　「不。」

　　我可以從智力上理解這句話，但人性上我抵達不了。我問：「這樣的自由你能承受嗎？」

　　他微微一笑：「我願意。」

　　我不能理解一個人能夠不受人類天性的驅策，照他的經歷來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國漢堡。小時候，他跟雙胞胎哥哥都很內向，不管別的小孩怎麼欺負，都不反抗？他寫過：「這些痛苦也不是沒有用，從痛苦的經歷中我得到將來面對問題時需要的力量。」

　　父親四十五歲時，為了教育他們兄弟倆，由工程師改做老師。常有人對他媽媽說，這兩個小孩太不現實、太虛弱、總做白日夢，要求媽媽把他們的弱點改掉，但父母不急於讓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只讓他們發展下去——兄弟倆過生日，得到的禮物只是一些木材，他們用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創造的模型。

　　在德國，基礎教育學校不止一種，父母給他們選擇了一所不用考試的學校，課本都是孩子自己寫的，「我的父母和老師沒有把我當成傻瓜，沒有讓我做那種考傻瓜的練習題，比如說『用直線把詞語連接起來』。這種練習只是在把一個人有創造能力的思維變得標準化。第二個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師沒有把我當成聰明人，沒有過早地開發我的智力。」

　　他也要參加中考。外語沒有及格。他乾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廠做學徒，自己設計帆船，參加國際帆船比賽，「我這麼喜歡玩帆船，是因為在玩帆船時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應都從感覺中來，這就是帆船在行進時對於風、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這種平衡感在閉上眼睛時特別能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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