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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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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只聽到青綠的細流聲 二十出頭,在湖南衛視時,我採訪黃永玉,問他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他說兩個字:「尋常。」 我心想,這也叫哲學嗎? 「天上那麼多高幹子弟,七仙女為什麼要下凡嫁董永?」他說,「因為她什麼都有,只缺尋常。」 我聽不懂。 北京奧運,我和攝像老王領了主新聞中心(MPC)的記者證,任務是報導每天的例行新聞發佈會。每天中午幹完活就沒事了,這個證不能進運動員採訪區,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賽。我坐在大門口小圓桌邊,撕了半天餐巾紙,團了好多小球,說:「老王,要不……咱們再做點什麼再去看吧。」老王是個痛快人:「行,做什麼?」 全世界媒體都在這兒,金牌運動員有無數人採訪,我說:「那咱們就採訪不顯眼的吧,失敗者也成,只要打動咱倆的就算。」 沒人佈置,也就沒有平臺可播出,沒編輯,沒經費,拍攝的磁帶都沒有。我們的證件也接觸不到運動員,只能在比賽結束後的大巴車上找人,再找人送我們進奧運村。 以往當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覺得採訪才是頭等大事,車到了採訪地點,編導打電話讓對方來接人,在車上等的時間長點,我心裡便有點不耐煩:「怎麼不早五分鐘想到打電話呢?」現在你自己幹吧,借帶子,還帶子,連絡人,找翻譯,找車,定時間地點,打場記,寫稿子,貼發票……這些小事兒要樣樣做到,比採訪難多了。 要拍攝比賽,我們沒有比賽區的證,好不容易說通北京奧運會轉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國志願者攔住:「對不起,不能進。」 我嬉皮笑臉,說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讓我進去吧,這是我最後一個機會了。」 梳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後:「今天也是我最後一次值班,請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轉身的時候,她在背後說:「再見。」 我沒回頭。 做節目時說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裡,就這麼個修養。 慚愧。 最吃力的是沒翻譯。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語的大三學生,卷髮大眼,非常可愛。 同行對我說:「她阿語不行。」 沒辦法,她是唯一願意陪著我等八個小時的志願者。伊拉克的短跑運動員達娜晚上九點才到。小周的翻譯的確不太行,結結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裡有搶劫和屠殺……我見過很多殺戮,街上有汽車炸彈。我也有……面對過死亡。」 二十三歲的達娜,穿著從約旦買來的二手跑鞋,鞋幫是裂的。教練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達大學操場上訓練,都要穿越兩派交火的地區,她躺在汽車後座上躲避子彈。但大學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頂上的狙擊手向她開槍,子彈擦過她,打在旁邊的一棵樹上,她暈倒後,第二槍打在了地面上,泥濺在她臉上。一刻鐘後,她洗了一把臉,又回到場上:「如果坐在那裡不訓練,就會不停地回想起槍擊的情景。當你訓練的時候,才會忘記所有的一切。」 最初國際奧會宣佈取消伊拉克代表團參賽資格,她像孩子一樣不停地哭叫。我說你還年輕以後還有機會,她說:「沒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運是什麼。」制裁取消後,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說到這段時,翻譯半天沒吱聲,我奇怪,偏過頭看她。 小周正在低頭哭,小卷髮一抖一抖。 達娜看著她,晶亮的兩大顆淚,含了一忽兒,撲落掉了下來。這個故事她在媒體面前講過多次,我只見她這次掉了眼淚。 翻譯或是採訪,不僅是工作,是人與人的往來。 老王看體操比賽的初賽,一堆十五六歲的小女孩裡,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在跳馬,頭髮又短又硬,他有點奇怪,指給我看。我查資料,才發現三十三歲的丘索維金娜這是第五次參加奧運會,這個高齡體操運動員是為了用比賽的獎金給兒子阿廖沙治病,也為此離開烏茲別克斯坦,加人德國國籍。 約了她,快開始了,才發現寫提綱的紙不見了,一頓亂翻,像個溺水的人,只能從直覺開始問:「你代表德國隊比賽,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練不理解。他們認為你可能不愛國,你怎麼看?」 她說:「如果他們也承受了這樣的痛苦,也許他們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們永遠都不要承受這些痛苦。」 「什麼樣的痛苦?」我問完這句,丘索維金娜沒有等翻譯,就直接回答了問題,她從我臉上看懂了我在問什麼。 通常採訪有翻譯時,我說完話都低頭看稿子,受不了與採訪對象沉默對視的壓力。但這次我的膝蓋上空空如也,每說完話,丘索維金娜看著我,我也看著她,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過一遭,反應出下一個問題,有些問題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來到嘴邊。 我在當天的日記裡寫:「交給那個叫柴靜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麼緊,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讓她去。」 一切亂紛紛,但心就像鐵鉈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對付這大攤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靜下來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反而比以往愛動感情。 有天在《中國日報》上,看見德國舉重運動員施泰納在領獎臺上,發梢都是汗,一手舉著金牌,另一手長久握著亡妻的一張照片。照片是一年前,還沒出車禍,妻子和他在森林裡跑步時,他喊了一聲她的名字,她轉回頭向他微笑的樣子。 我看了心裡悶痛一下。 施泰納的長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樣的頭髮,又寬又紅的臉膛,眼睛像牛犢一樣柔和。之前,他是奧地利的運動員,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奧運會只得了第七名,賽後奧地利媒體形容他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選手,德國姑娘蘇珊寫信鼓勵他,兩人結婚後,施泰納轉人德國的俱樂部。妻子一直在攢錢,想來北京為他助威加油。奧運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車禍去世。 我說:「那個車禍發生之後,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臉,歎氣輕不可聞,說:「這個事情發生的三個星期之內……」他停了一小會兒,身體輕輕搖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個沒人知道的地方。之後我接受了治療,運動是最好的治療。我恨這件事為什麼發生,恨是我的動力,去舉起更多的重量。」 採訪完,他說他害怕奧運結束前的這些天,因為他已經舉起過世界上最沉的重量,無可再舉,媒體散後,只剩他獨自一人。我看著他搖搖擺擺離開,奧運村暮色四合,沒人認識他,最親近的人已不在世上,這是他的異國他鄉。我叫住他,上前說:「能擁抱一下你嗎?」他咧嘴笑了一下,給我一個熊抱。我說:「你不孤單,你說出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拍完我們傳帶子回台,得到通知,這個片子可能會在晚上播。九點鐘,我兩手撐著膝蓋,直直地坐在沙發上,守著電視等,一直到夜裡兩點也沒看到。 我從沙發上起身,坐到電腦前,MSN上有紅燈在閃,有位也在媒體工作的朋友問我奧運做得怎麼樣。他之前不支援我去做這類報導,覺得跌了調查記者的份,他自己也離開了北京,避開奧運。 我回了一句:「沒什麼,只是沒偷懶。」 他寫了句奇怪的話——「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極端認真的蠢人。」紅燈又閃一下,補了一句:「當然不是指你。」 我說指什麼。 他說:「比如一個母親,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禱,但是還是去世了,這不是愚昧麼?」 我說:「這是愛。」 他說:「愛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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