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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罵人的這個勁兒,史努比說過,讓人輕生的心都有——因為他罵的都是對的。

  他審一個人的片子,審完把對方叫過來,問人家多大歲數了。對方莫名其妙,問這幹嘛。他說:「看你現在改行還來不來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聞的那套路數:「你簡直矯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頭,眼淚打轉。

  他還說:「批評你不可怕,對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沒自信了,倒是對我溫和點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強的呀。」我回嘴。

  「你關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說。

  「怎麼才能忘掉自己?」我擰巴得很。一期節目三方連線,我得時刻想著我的身體要擰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還要想臉上的表情、語言、化妝、衣服。這一場下來什麼都得想,我怎麼能忘掉自己?

  「回家問你媽、你妹,她們對新聞的欲望是什麼,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問我媽和我妹,設計問題時有點用,儘量從常識出發,但一上臺,幾盞明晃晃的燈一烤,導播在耳機裡一喊「三,二,一,開始」,身體一緊,我聲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陳虻說:「你問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期待答案麼?你要不期待,你就別問了。」

  我不作聲。

  我問醫生朋友:「為什麼我呼吸困難?」

  他說:「情緒影響呼吸系統使呼吸頻率放慢,二氧化碳在體內聚集造成的。」

  「有什麼辦法嗎?」

  「嗯,深呼吸。」

  上樓的時候,我深呼吸;下樓的時候,我深呼吸。我看著電梯工,她鬆鬆垮垮地坐著,閑來無事,瞪著牆,永遠永遠。我強烈地羡慕她。

  上班時只有在洗手間,我能松垮兩分鐘。我儘量延長洗手的時間,一直開著龍頭,一邊深呼吸,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經開始散發失敗者的味兒,再這樣下去誰都會聞出來了——在動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發出那樣的氣味,幾乎就意味著沒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會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撲倒在地,同伴會四奔逃散,甚至顧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時間,臨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書,不知哪兒來的滿是錯別字的盜版,書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後,我看到了它的續集,憤怒地寫信給作者。我說你這續集裡蹩腳的狗屁傳奇故事把我心裡的史達琳侮辱了。那個吃著義大利餐、欣賞油畫、跟食人魔醫生談童年創傷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裡,她一直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二十四歲的實習生,說話帶點兒土音,偶爾說粗口,沒有錢,穿著一雙不怎麼樣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調查殺人案,監獄裡的瘋子把精液彈到她臉上,參議員認為她偷了自己女兒的珠寶,她知道失敗和被人看輕是什麼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鐘扣動七十四下扳機,胳膊上的筋脈像金屬絲一樣隆起,卷起袖子去檢驗那些腐敗的死屍,對認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進來的男人說「請你們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這個大機構裡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後她不再為身份工作,「去他媽的特工吧」,她只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裡想像這些被謀殺的女人,跟她們經歷同樣的侮辱,從刀割一樣的感受裡尋找線索。

  人在關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開場之前,我很多次想過:「不,這個用塑膠泡沫搭起來的地方可嚇不著史達琳,這姑娘從不害怕。」

  我決定自己做策劃和編輯,找找那個抽象的欲望是什麼玩意兒。

  每天給各個部委打電話聯繫選題。大老楊看我給外交部打電話聯繫大使被劫案的採訪覺得好笑:「得多無知才能這麼無畏啊。」但居然聯繫成了。錄節目的時候他負責拍攝,沖我默一點頭。我心裡一暖。

  我每天上午報三個選題,下午聯繫,晚上錄演播室,淩晨剪輯送審。

  就這麼熬著,有個大冬天淩晨兩點,人都走光了,沒人幫我操機,我自己不會,盯著編輯機,心想,我不幹了,天一亮我就跟陳虻打電話,去他的,愛誰誰。我在桌邊坐著,惡狠狠地一直等到七點。電話通了,陳虻開口就問:「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說:「能。」

  我抱著帶子去另一個機房,編到第二天淩晨三四點。大衣鎖在機房了,穿著毛衣一路走到電視臺東門。我是臨時工,沒有進台證,好心的導播下樓來,從東門口的柵欄縫裡把帶子接過去。回到家電梯沒了,爬上十八樓,剛撲到床上,導播打電話說帶子有問題,要換,我拖著當時受傷的左腳,一級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經有人在街上了,兩個小青年,驚喜地指著我,我以為是認出了我。

  「瘸子。」他們笑。

  淺青色的黎明,風把天刮淨了,幾顆小銀星星,彎刀一樣的月亮,斜釘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後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麼幸福。」

  節目這麼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轉載,也拿到一些獎,過得寬鬆點兒了。但我說不上來自己的感覺。默多克說,新聞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裡知道我不愛紮堆。

  小時候,我有個外號叫「柴老總」,因為老是「總」著臉,山西話。大人們例行逗孩子取樂,捏個臉啊,親一下,說「笑一個」什麼的,我總面無表情看著對方,弄得很無趣。誰喜歡一個不嘰嘰喳喳的小孩兒呢?

  「你不可能是個好新聞人。」有同行直言不諱地對我說。

  「什麼是?」

  「愛打聽,好傳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處打電話爭取採訪機會,做了很多獨家的選題,但這麼做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領導和同事接受我,讓這件事成為第二天的媒體頭條。我知道什麼樣的題能拿獎和被表揚,可我心裡清清楚楚,這些不是我打心眼兒裡有欲望的題,它們不會觸動我。

  有一些選題會讓我心裡一動,有次在報紙邊角上看到一個十三歲的女老師帶著一批艾滋孤兒的事。那時候媒體還沒有接觸過他們。報題會上大家說:「那不是我們的題。」

  有一天我看見法學會報告上有一個小數字,雲南省女子監獄裡,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殺夫入獄,嚇我一跳,想知道這是怎麼了,但報題會上大家說:「這是『新聞調查』的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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