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6)_柴靜_學達書庫

六

　　這樣的時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去一家雜誌實習。編輯對我挺好，讓我做「物種多樣性」的封面選題。我去採訪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寫他們研究的困境。編輯看了稿說：「我要的不是這個，你去編譯點兒最前沿的國外材料。」

　　我說：「可是我覺得國內研究的現狀要提一下啊。」

　　「說了有用嗎？」

　　我較勁：「我不知道，但是不說的話肯定沒有。」

　　「這不是我們雜誌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倆同時把電話掛了。這是我來北京後的第一份工作，我丟了它。

　　有一天，一個小姑娘，我當年在電臺時候的聽眾，從廣院坐了兩個多小時車來我辦公室，進門也不寒暄，挺厲害地問了我一句：「你覺得現在這樣有勁麼？還找得到當初和聽眾之間那種信賴嗎？」

　　我愣在那兒。她轉身走了。

　　少年時代，我愛聽臺灣電臺，喜歡那裡的人味兒，想幹這行，一上大學就去電臺兼職，畢業後找領導申請一個放花鼓戲的週末深夜時段，做一檔節目。

　　他跟我說：「這個節目是沒錢的。」

　　「也沒加班費。」

　　「坐車也不能報銷。」

　　我掩飾住我的狂喜——真的？讓我幹我喜歡幹的，還不用付錢？

　　節目很簡單，聽眾寫信說他們的事，我不評論，也不回復，只把選中的信每個字都念出來，姓名日期在我看來都金貴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樂鍵，我往後一靠，潮乎乎的軟皮耳機裡頭，音樂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塊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頭頂一盞小燈烤著，櫟木板和皮革有一種昏黃老熟的味兒，對面玻璃反射這點小光，好像整個世界都窩在裡頭。從第一次坐在這兒，我不興奮，也不擔心，心裡妥當——就這兒了。

　　時間長了，聽眾說：「把你當成另一個自己。」

　　現在到了電視臺，做了新聞，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賣命地工作，但我是在為製片人、獎金、虛榮心，為我的恐懼而工作。最簡單的東西沒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裡。

　　有天，吹著高高的頭髮，化了妝去錄節目，路上碰到一個當年的朋友，看著我，看了一會兒，說：「你可小心，別變成最初你反對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新疆地震，半個小時後，你去現場。「接接地氣，」他說，「知道為什麼不讓你穿裙子了吧？幹這行得隨時準備出發。」

　　新疆大地震，我們坐伊爾七六軍用運輸機去喀什。機艙裡開進三輛大卡車，放了十幾隻搜救犬的籠子，沒座位，我找了個廢輪胎坐上，沒窗子，噪音大得根本聽不見對面的人說話，飛了五個小時，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顛吐了。

　　到喀什是淩晨三點，大月亮，天地刺白，軍用卡車從飛機裡開出來，我們坐上，四小時開到伽師。地面不好走，剛開始站在卡車車廂裡，站不住了就蹲著。路已經破壞得很厲害，一顛簸，我和巨大的德國搜救犬一起滾倒在廂板上。它一聲不吭，從我身子底下挪開，把大尾巴抽出來，廂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著我，等我爬起來了，豎耳擰頭目視遠方。

　　下車的時候，我終於踩到地上，以為自己腿軟了，低頭看，才發現自己站在一家人原來的茅草屋頂上，已經塌平，草從地裡孳出來。

　　我茫然往前走，六點八級的地震，兩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範圍內，土木結構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爾平原上空空蕩蕩。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圍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為蓋著白布的死者念誦《古蘭經》。再往前，女人們正在找大石頭，在空地上架鍋做一點吃的。黎明剛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紅的火苗一躥一躥舔著鍋底。

　　如果這會兒是在演播室，災難對我來說，只是一個需要完成的新聞，我只關心我播報賑災的數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見一個老大爺光著一隻腳，另一隻腳上穿只解放鞋，拄著拐走了兩裡路，從我們的卡車上翻找出一隻在北京隨處可見的帶眼的舊黃皮鞋，端詳一下，套在腳上走了，我才知道什麼是賑災。

　　陳虻說過：「去，用你的皮膚感覺新聞。」

　　這地震把我從演播室震出來，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過一個坍塌半邊的牆。我站住，用手指輕輕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點水泥，水泥極少，一撚就碎。旁邊站著一個戴赭黃頭巾的維族老人，我還沒來得及張口問什麼，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頭哭了起來。我下意識地摟著她一聳一聳的肩膀，臉貼著她的臉，她的皺紋凍得冰涼。

　　第二天去拍帳篷小學升旗。去的時候記者雲集，小學生從廢墟壓著的課桌裡，把紅色綠色的書包抽出來，拍拍土，升上國旗，開始念「我美麗的校園」。

　　做完節目，我被表揚了：「不錯，有細節。」

　　拍完撤器材的時候，邊上有一對雙胞胎姐妹在玩。我問她們住在哪兒，小孩子領著我走，停在一個空地上。房子塌了，從家里拉出來的兩床被子就放在地上，連個鋪的氈都沒有。我伸進手一摸，裡頭都是細碎潮濕的沙礫。當時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麼辦？」

　　她們的小哥哥拿只鐵皮桶，帶我走了約莫一裡路，有一個積著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敗葉用桶底漂開，裝了半桶，回來搬兩塊石頭，把水倒在鋁壺裡燒。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而我剛才在向全國人民說他們已經背著書包開始高高興興上學了。

　　我什麼也說不出口，只能蹲下來給小姑娘把鞋帶系上。

　　新疆的最後一天，「面對面」製片人賽納打來電話，讓幫忙採訪個人物。

　　「採訪誰？」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達吾提·阿西木。他是個村支書，戴著維族老年人那種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黃的絡腮胡，臉又紅又寬，坐在塌掉的房子前頭砸壞的凳子上。他滿臉是灰，我也是，頭髮全是頭盔壓的印子，這次我什麼問題也來不及準備。

　　我看了看周圍，問：「您現在房子沒有了，晚上睡在哪兒？」

　　「地上。」

　　「睡著了嗎？」

　　「一想到家裡有五個人死了，想睡也睡不著。」

　　「睡不著的時候想什麼？」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裡的一千四百多戶人怎麼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這時候就會想，該第二段落了，該上升到什麼層面了，但是坐在這長天大地上，什麼都沒了，燈光沒了，反光板沒了，耳機裡的導播沒了，我採訪的人聽不懂漢語，翻譯是當地人，只能問最簡單的問題。

　　「這個地震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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