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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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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回來,在辦公桌上掛只大畫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還弄個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辦公室人臉色,知道審片結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轉述最狠的話,只說已經這樣了,你就把結尾再錄一遍吧。 陳虻在會上公開批評我:「你告訴人們剖腹產是錯誤的,自然生產如何好,這只是一個知識層面,你深下去沒有?誰有權利決定剖腹產?醫生和家屬。怎麼決定?這是一個醫療體制的問題。還有沒有比這個更深的層面?如果你認為人們都選擇剖腹產是個錯誤的觀點,那麼這個觀點是如何傳播的?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它?一個新聞事實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識、行業、社會三個不同的層面,越深,覆蓋的人群就越廣,你找了幾個層面?」 我越聽心底越冰,把結尾一改再改,但已無能為力。 年底晚會上,同事模仿我,披條披肩,穿著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兩條腿糾結在一起坐著,把垂在眼睛上的頭髮用手一撥,摸著男生的手,細聲細氣地採訪:「你疼嗎?真的很疼嗎?真的真的很疼嗎?」底下哄笑,都認同是對我的漫畫像。 白岩松當時是製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揠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估計他心裡比誰都難受。有次我穿印花紗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 每天節目結尾主持人都要評論,我彆扭壞了。按我原來花裡胡哨的文藝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節目的習慣寫,我又寫不來。一遍又一遍,都過不了關,到後來有一次沒辦法,白岩松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 每次重錄的時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別人叫回演播室,燈光、攝像後來已經不吱聲了,也不問,沉默地隱忍著。錄完,我不打車,都是走回去,深一腳淺一腳,滿心是對他們的愧疚。 部裡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剛來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後一排邊上。崔永元回頭看見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帶到第一排正中間他的位子上,他當時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這樣的人。有個場合,幾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進來了,在飯桌邊坐下來,什麼也沒說,但誰都不敬了。 這就是他。 那幾年評論部的內部年會,看崔永元主持是我們的狂歡,看他在台上手揮目送,戲謔風頭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領導尋開心。也就他能修理陳虻,說:「陳主任站起來。」 陳虻被群眾打扮成日本浪人,頭頂沖天辮,重重疊疊好多層衣服,半天才撐著大刀勉強站了起來,群眾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壓住,指一指大螢幕上一堆怪誕字元,只有一個中國字是「錢」。小崔說:「這些字怎麼念,陳主任?」 陳虻踅摸了半天:「不認識。」 「哦,陳主任連錢字兒都不認識。」 「再給你一次機會。」他說,「這些字裡頭你認識哪個?」 陳虻這次答得挺快:「錢。」 「哦,陳主任原來只認識錢。」 大家吹口哨,尖叫。陳虻手扶著大刀也跟著樂。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別一根簽字筆,揣一顆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開說,每次錄節目,開場前心裡焦慮,總得沖著牆向自己攥拳頭。 我見慣了強人,他這點兒軟弱幾乎讓我感激。 我在台裡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個。那時候好像就我和他單身,辦公室雷姐還想撮合我倆。我看他一眼,年歲倒是不大,但長得吧……他自己說早上洗完臉抬頭看鏡子,差點喊「大爺」。有一次在地鐵,他死盯著一個姑娘看,最後那姑娘猶猶豫豫站起來要給他讓座。他真誠地對我說:「我從小就長這樣,等我四十的時候,你就看出優勢了。」 他學中文的,在新聞評論部內刊上寫文章,題目就是他的夢想,叫「飯在鍋裡,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聞的人譏笑。開會談節目,他開口,一屋子人就搖頭笑「人文主義者」。別人都做時事類節目,元首訪問什麼的,討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間有位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專業人士和普通人都覺得可笑,但這人在節目中說:「小人物也有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別人笑,史努比只自嘲,從不反擊,也沒見他對人兇惡,我有時覺得他有點近於怯懦,他只說:「道德,不是沒有弱點,而是看清它,然後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個吃東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點兒多了,有人大聲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搖搖晃晃蹲在地上撿碎片。我去撿的時候,聽見他嘟嘟囔囔:「什麼是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時候,他手頭正青黃不接,每天拎著單位發的紙袋子,裝著泳衣和盜版碟,遊完免費的泳,吃完免費的三餐,回家看五張盜版碟,發工資全存建行,每天坐公車時看著建行的大招牌,「有種深沉的幸福」。 就是這麼個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錢送給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鐵口擠了好多人,想著肯定是好東西,擠進去一看,是從天安門廣場上撤下來的國慶菊花,板車上放著,一塊錢一盆。 很貧賤的小黃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狀深嗅一下,差點熏一個跟頭。 中午開會大家評我的節目,他最後發言:「大家都說『好的我就不說了,我提點兒意見』,好的為什麼不說呢?好的地方也要說。我先說……」 我看他一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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