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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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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個電話。「我是陳虻。」 說完他意味深長地停頓了一下,可能是想給我一個發出仰慕尖叫的時間。 「誰?」 「我,陳虻……沒給你講過課?」 「你哪個單位的?」 「嘎……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的,找你合作個節目。」 我們在央視後面梅地亞酒店見了面。 我打量他,中長頭髮,舊皮夾克耷拉著,倒不太像個領導。他蹺著二郎腿,我也蹺著。 他開口問的第一句話是:「你對成名有心理準備麼?」 喲,中央台的人說話都這麼牛麼? 我二十三四歲,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種心理感受的話,我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有過了。」 「我說的是家喻戶曉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高度。」 他都氣笑了:「你再說一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高度。」 …… 「如果你來做新聞,你關心什麼?」他開了口。 「我關心新聞當中的人。」 他在煙霧裡眯著眼看了我一會兒:「你來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節目,湖南衛視的「新青年」,人物採訪,很自在,用不著簽約,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錄完拿現金。「體制裡的工作我幹不了。」 他也不生氣,把煙頭按滅了,站起身:「這樣,你來參加一次我們評論部的年會玩玩吧。」 年會上來就發獎,新聞評論部十大先進。 這十位,長得真是。頭一位叫孫傑,歪著膀子上了台,手裡拿一卷衛生紙,發表獲獎感言:「感冒了,沒準備,寫在這紙上了,我講幾個原則啊……」講完把紙一撕,擤擤鼻涕下臺。 晚會前是智力問答,我跟台長分一組,白岩松主持這環節,問:「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在什麼季節?」台長按鈕搶答:「冬季。」——大概他腦子閃現的都是系圍巾的男女群雕。於是被大笑著羞辱一番。 當時正是評論部與「東方時空」分家的階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運動啦,七八年就來一次……兄弟們,搶錢搶女編導,一次性紙杯子也要,手紙也要……」領導們坐第一排,在片子裡被挨個擠兌。 「李挺諾夫硬挺著入睡的夜晚,氣恨地說:『《痛並快樂著》,這書只配用來墊腳!』……」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聞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眾搶錢包,鈔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塊紅豔豔,飄啊飄,飄到了我手裡。 嘿,這個地方好。 陳虻拿了一張破紙,讓我在上面簽個字:「你就算進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這連個合同都不是,也沒有記者證,沒有工作證,沒有工資卡,連個進台證都沒有。 「我們看中了你,這就夠了。」 瞧他的嘴臉。 他帶我去新聞評論部。我邊走邊打量,看了看部門口掛的牌子:求實,公正,平等,前衛。前衛……嗯,一個新聞部門,還想前衛?我左看右看。 他頭也不回地走在前頭,一邊敲打我:「你就是個網球,我是個網球拍,不管你達到什麼高度……」 哦,這人挺記仇。 他轉過頭盯著我:「記住,我都比你高一釐米。」 切。 一進門,辦公室正中間放一把椅子,化妝師熟練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塊布:「來,把頭髮剪了。」我一直披掛在半臉上的頭發落了一地,像只小禿鴨子。「這樣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滿意地撥弄一下我那劉海。 男同事們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著我:「去,給我們倒杯水,主持人,我們一年到頭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們。」我天生沒什麼機靈勁兒,還在南方女權文化裡待慣了,不知道怎麼回應這種幽默,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幾杯水。 他們跟我開玩笑:「柴靜,司長大還是局長大?」 我真不知道。 陳虻把我交給那個拿衛生紙上臺的傢伙:「練練她。」這傢伙看著跟那天不大一樣,嚴肅地看了看我:「你寫一寫建黨八十周年節目的解說詞。」 我倒真敢寫,洋洋灑灑。 寫完給他,他真是特別善良,看了一眼,連歎氣都沒歎,誠懇地說:「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這個節目叫「時空連線」,每天十六分鐘的時事評論,連線多方專家同時討論。我之前從沒做過新聞,陳虻也沒看過我在湖南衛視的節目,不過直覺告訴我最好別問他是怎麼發現我的,這種人絕不會按正常方式回答你,還是少說少問為妙,免受羞辱。他只說了句:「我們要給白岩松找個女搭檔。」 年會的晚上有人打電話來,聲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談談。」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試。後來才知道,白岩松這個人什麼都彪悍,就是不習慣跟女生單獨講話。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問了兩個問題:「你喜歡誰的音樂?」我好像說的是平克·佛洛德。他問:「華人的呢?」「羅大佑。」他沒再問什麼,只說了一句:「這是條很長的路,你要作好長跑的準備。」 第一期節目就是慘敗。是關於剖腹產的話題,我自己聯繫好醫生、生孩子的人、社會學家,約好演播室,化好妝坐進去,幾位台領導正從玻璃外路過,看了一眼:「有點像小敬一丹。」陳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就代表認可啦。」 現場採訪只錄了三十分鐘,談完剖腹產怎麼不好,就順利結束了。那會兒我不把電視當回事,在紙上編完稿子,讓同事幫忙剪片子送審,自己去外地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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