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88)

八十八

　　我回到家越想越氣，於是撥通了某大報的報料熱線電話，敘述了一遍被打的經過。對方說：「你也是記者，你應該知道啦：現在的社會是這樣的啦，以後遇到這種事就給他一兩百塊錢算啦。」

　　我又打電話向好朋友發牢騷，想消消心中悶氣。沒想到我剛向他講了我被打的事，他就邊罵邊說地告訴我他昨晚與愛人一起在街上拍照時，被從一個名牌時裝店沖出來的一群保安人員圍打……

　　過了幾天，我在公共汽車上憑窗見到大街上有一條大標語：「爭作勇鬥歹徒的好市民！」但是我暗想：他們人多，而且振振有詞，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下，如果他們打不過了，他們還會惱羞成怒動傢伙……

　　當市民難，當好市民太難了！我已買了雙系帶的鞋，以防下次再把鞋踢掉了；我的攝影包裡揣了刀；還準備在家裡吊起沙袋練功……再遇到這種事兒，我可以打得可觀性更強一些。如果有個三長兩短，但願圍觀的看客們良心發現，向領導反映一下，給我追發一個「好市民」的牌牌兒，也不虛我娛樂大家一場。

　　寫稿的時候，我想我那天說了一句假話：這場面我從來就見過。只不過前幾次沒有被圍毆，對方雖也有兩三人，但相機沒撒，我還有還手的餘地。其實，這種地痞流氓氣正彌漫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在我們單位裡也有。在法制還不健全的今天，以弱被欺還敢還手，是我最後的尊嚴和正氣，這也是我與阿Q最後的一點不同吧。嗨！其實又是一樣的，我越來越佩服阿Q，他生活的意志是夠堅強的了，你看他在臨刑前仍那麼認真地把圈畫圓，還敢壯著膽子唱：「手舉鋼鞭將你打！」唱得字正腔圓。在他的生活環境裡，他不這樣提虛勁兒，又能怎麼樣活呢？命運是能躲得了的嗎？我覺得文藝理論家們對《阿Q正傳》的評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誤讀。

　　2000年夏，廣州舉行第十屆全國運動會，廣州市政府大力整治社會治安，政府提出的口號是：「治安問題是政治問題！」

　　於是，大街上經常可以見到員警協助市民抓小偷或劫匪的場面。

　　有一次，我騎單車經過環市路，又見到一個被反綁著跪在路邊的劫匪，員警正打手機聯絡警車，女事主站在一邊從剛奪回的挎包裡翻出化妝盒對鏡補妝，我忙拿出相機把這場景拍了下來。等沖出來一看，畫面有點松。可能我當時太激動了吧：我感動于女事主重拾尊嚴的心情。我很想把政府的口號改一下：治安問題是人道尊嚴的問題。

　　⒔ 運氣真的來了

　　我的第一本書《生活在鄧小平時代》

　　侯德健在1993年曾經給我算過命，說我53歲的時候要行20年大運。我是屬豬的，性格中本來就有樂觀的一面，有他的吉言，使我在生活中就更有信心和勇氣了。他算得也真准，2000年我53歲時，我家的房子剛換成了90多平方米的大房，我有了自己的暗房；我女兒在此前也考上了大學；我籌備多年想出書的計畫也開始運作了。到2001年，我們單位有個鼓勵退休的政策出臺，於是我辦了退休手續成了自由人。從那時到現在，這七八年來，我無論做什麼事總會有貴人來相助。我本是一個只管播種，不問收穫的人。這些年我又是出書，又是策展的，好像做出了許多事，其實都是背後的貴人們幫我做成的。

　　記得1989年6月的北京「政治風波」以後，有香港出版商向我建議出版自己的畫冊。我說：「我現在心裡很亂，也不知道中國還能不能繼續開放。」她說：「正因為如此，才更應該趕快出書。一個時代就要過去了，而你記錄了這時代。」但就在我猶豫拖拉的過程中，漸漸看出，中國的開放還沒有結束……到如今又過了10年，看來中國的大門不會再關上，也關不上了。

　　在城市畫報當兼職編輯的時候，有一次和沈顥聊天，他問我你的書名叫什麼，我告訴他叫《中國：開放百態》，他說「這個名字太老土了，你應該叫《鄧小平時代》」，但我當時還不太敢叫這個名字，怕太「敏感」。於是，他費盡心機地幫我找到一本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書名就叫《鄧小平時代》。這樣，我又加了三個字，叫《生活在鄧小平時代》。

　　那時候，我買了電腦和掃描器。每天向我的同事甘甲才博士「打電話，問功課」，很快就學會了基本的操作，甘甲才誇我學得快。

　　本來楊小彥幫我推薦的是湖南某出版社，那出版社的編輯也曾經跟我通了電話，告訴我他們已經申報了出版計畫，還把這本書的出版列為「五個一工程」的專案。

　　沒過多久，羊城晚報出版社的副總編吳綠星打電話來說他們正在編一部關於廣東歷史的大書，要到我家來組稿，他還帶來一個叫吳少秋的廣州文化傳播事務所的老總。少秋是中山大學中文系78級的，已下海從事出版業多年。吳綠星來之前跟少秋說：「咱們去見彭振戈，他手上有很多改革開放的片子。」少秋說：「彭振戈我沒聽說過，我只聽說過一個叫安哥的。」吳綠星告訴他：「安哥就是彭振戈。」於是他興沖沖地來到我家。在組稿的過程當中，少秋知道我正準備出書的計畫，於是他懇切地建議我把這個書稿交給他們來策劃，並由羊城晚報出版社出版。我告訴他：我已經答應了湖南某出版社，不好中途變卦。他問我：「有沒跟他們簽合同。」我說：「還沒有。」他說：「那咱們就可以談一談。」他告訴我：他們曾經編輯了《二十世紀中國全紀錄》，正好這本書我1994年就買了，厚得像城磚一樣，這本書對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介紹得非常詳盡。少秋還說：《我們這一代》畫冊也是他支持肖全拍攝並撰文的。這本畫冊我也買了，畫冊裡還有肖全拍的我和侯登科在一起的照片呢。肖全曾告訴我，有一個廣東有名的書商贊助了他，才使這本畫冊得以完成。原來那位書商就是少秋，我對他肅然起敬，也就答應下來。我又考慮到自己是攝影記者，對出圖文書沒有把握，我的文字水準只限於寫一般的新聞報導、遊記和散文，要出書還需要內行人來指導，少秋答應可以派人來幫我整理書稿，並可以預付第一版的書稿稿酬。

　　我考慮到湖南某出版社離得遠，溝通起來很不方便，那時也還沒見過面，而少秋的辦公室離我家步行只需10分鐘，而且當時我正好需要錢來買放大機和鏡頭。幾天之後，我就和少秋簽了合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