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87)

八十七

　　2000年春的一天，沈顥聽說北京的羅小韻為臺灣《大地》雜誌組稿，由成都的攝影師陳錦安排組織了一群作者在成都的黃龍溪開會。於是，我們也飛到了成都。沈顥先要去見他在成都的朋友。我就跟上羅小韻、陳錦他們去了黃龍溪。第二天早餐後，大家來到賓館的會議室。羅小韻對我說：「安哥，你們頭兒怎麼還沒來呀？我們要開會啦。」我說：「不用等，你們先開。」會議中間休息的時候，大家站在會議室外的陽臺上抽煙、聊天，只見賓館院子裡開進來一部白色麵包車，車上唧唧喳喳地下來一群小年輕人，花枝招展的女孩兒們的頭上還都帶著新鮮的黃色花環。在他們中間我認出了沈顥的身影，想必他們都是成都報紙的編輯、記者，他們歡聲笑語地去逛黃龍溪了。只有沈顥斜挎著書包登上樓梯，往我們這邊走來。這時，羅小韻又對我吆喝：「安哥，開會啦，你們頭兒怎麼還沒來呀？」我說：「來了！來了！」我把氣喘吁吁地跑上來的沈顥介紹給她時，兩個人的手剛一握上，羅小韻突然驚訝地大聲叫起來：「哎喲唉！……見到你，才覺得我們真該下崗啦！」

　　那天下午，沈顥在黃龍溪上租了一條帶篷的大船，請我們一幫比他大一二十歲的大老爺們兒一起喝茶、聊天。第二天，沈顥還聯繫了成都的上河美術館，我們在那裡與成都的同行們一起開了一場幻燈晚會。後來，四川的同行還帶我們逛了成都的老街，又在都江堰二王廟旁的古松林裡喝茶、聊天。

　　跟著沈顥一起幹活，我不覺得累。半年以後，我們《城市畫報》已經成為全國有名的雜誌，而且能賺錢了。

　　現在，沈顥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等幾份報刊、雜誌的老總了。

　　我認為，在21世紀來臨的前後，中國的傳媒業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廣東的報業是走在最前面的。這其間湧現了不少報業的精英。

　　「爭做勇鬥歹徒的好市民」

　　在80年代中期，廣州電臺的記者安柯在長堤的馬路上勇鬥歹徒，不幸被刺死，此事曾轟動廣州。許多朋友把「安柯」聽成「安哥」，紛紛打電話給我，在證實我沒有成為烈士之後才放了心。

　　90年代初，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小萍一個人帶著萊影生活很辛苦，她上班騎的單車丟了一部又一部，好在我家離我岳父母家很近，相互有個照應。有一天下班回家，她們發現防盜門被撬開了，家裡被小偷翻得亂七八糟，當時萊影就被嚇哭了，小萍後來告訴我，當時她們感覺特恐怖。報警以後，也沒有下文。那時候，廣州的治安越來越糟，還時常聽說有貪官被抓。

　　有一次，我在香港和《南華早報》的老攝影記者陳橋先生聊天，說起廣東的治安問題和官員腐敗的問題，他很平靜地告訴我：香港在70年代也是這樣。那時候，員警和官員的薪酬很低，靠工資很難買房和養家，他們很多人都靠「吃黑」，收「保護費」來養家。後來，香港的經濟起飛，政府的稅收增多了，政府庫房也有了錢，於是，政府就成立了廉政公署，整治腐敗。先是抓了英籍的警察局長，可是員警們把他從監獄裡保出來，送上飛機，飛回英國了。接著廉政公署又抓了警察局的副局長，是個華人，這一下，幾乎全體員警都罷工在總督府靜坐示威。後經雙方談判，作出決定：英籍的警察局長要在英國交法院嚴判。華籍的副局長從輕發落，撤職，但按退休待遇。全體員警都加工資。過去的事情都既往不咎，但是再犯就要嚴判。此後，再加入警隊的人都要先在警官學校學習畢業……從此，香港的社會秩序才逐步好起來。他認為，內地可能也要經歷這個過程。

　　90年代中期，有民意調查顯示：老百姓最關心的大事就是治安問題。我周圍的市民很多都有被人當街搶去手袋項鍊的經歷，每家被偷的單車一般都有三到六部之多。坊間戲言：「沒有丟過六部單車的，都不是廣州人。」這也是我們廣州老百姓為改革開放付出的代價。1994年底，我從香港奉調回廣東。同行都告誡我：出差不要坐公共汽車，路上持刀搶劫的特別多。其間，公安部門的素質也在不斷提高。廣東公安破了許多震驚全國的大案要案。

　　自從大街上有了巡警，光天化日在大街上搶劫作案的現象少多了。我平常出門也不帶刀了。但就在1999年5月17日中午12點半，我騎單車回家經過天河村牌坊時，從村裡高速沖出的一部摩托車，因拐彎太急，對著正靠右邊行駛的我沖過來，雙方急刹車後只發生輕微碰撞。對方下車後二話沒說就打我。我早聽說這天河村地段地痞很多，沒敢還手，推著車就跑。對方追打過來，我回身迎拳踹起一腳，正踹在他的心口上，把他踹得四腳朝天地滾到地下。但由於慣性，他摔滾在我的支撐腳前，把我也絆倒了，我的鞋掉了，車也倒了，相機、閃燈和本子撒了一地。雙方正扭打著，不知何時，村裡又沖出兩個帶粗項鍊穿著皮鞋的人，他們仨圍著我拳打腳踢。我漸漸覺得體力不支，才想起我早上沒吃早餐。

　　這時周圍呆呆圍觀的人已有三四十人。我就且戰且退，退到一個店鋪求人打110報警，女店員反推我出去。我抱住店前的小桌子，伏身護住身體要害處，他們仨輪番帶助跑地向我猛踢，瞄準了打我的軟肋。等他們打累了，他們教訓我：「老人家，撞了人還想跑？打你還敢還手？這場面你見過沒有？」我說：「我年過半百，又當了20年記者，跑的地方不少，還真的沒見過。」於是又挨了一頓拳腳。這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但沒有人敢說話。那個被我踹了一腳的年輕人對著圍觀的人群撩起上衣展示他心口被我踹出的紅色的腳印，振振有詞地說著我的不是……這時，我一邊應付著他們不時打來的拳腳，一邊得意地想起30多年前教我形意拳的陳子江師傅，那窩心的一腳還是我的童子功呢。可惜我後來迷上打乒乓球，就沒有練了。其實這一腳是踹高了的，本來師傅教我的是踹向對方的膝蓋……

　　大約20分鐘過後，他們打累了，開始講價錢。他們先是要拿我的相機，我說這是公家的，不行。他們要錢，我說：沒那麼多。於是又喊打，我只好把錢包掏出來給他們看。整錢只有100塊，零錢他們也看不上，他們掏走100塊，放我走了。

　　我推著單車走出人群。到了家，立刻撥打110報警。不一會兒，派出所來電話讓我去錄口供。我說我被打得很痛，他說很忙，於是我只好又騎車去派出所。他們確實很忙，輪到我錄完口供，再帶熟悉這一帶的片兒警回現場調查。這邊店鋪裡的人們都不敢說，圍觀的人也都大部分不見了。員警安慰我說：「這事我們底下再調查一下。你是記者，你也知道，現在的社會治安是這樣的啦。」我對員警說：「我懷疑後來打我的人就有本地的保安或是地痞。」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