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82)

八十二

　　※關於90%和10%的爭論

　　從以上不完全的目錄來看，大家拍攝的題材各不相同，幹新聞肯定會多拍一些社會突發事件、奇風異俗或大悲大喜的事，但相對來說拍城市的、身邊的、普通人的生活的題材顯得少些，或拍得不夠好。大概是由於這樣的印象，香港的余偉健先生用不太熟練的普通話提出了作者關注社會上「10%」的題材好像多於大部分人生活中「90%」的題材……這正好觸動了內地人有關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毛主席語）的聯想，於是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賀延光立即解釋：國內新聞攝影界開放改革以來，對報導題材的開拓，對所謂「禁區」的突破，作出了很多努力和成績。

　　我記得80年代中，連飛機失事這樣的大事都不許報導，這種現象在百姓中、在國際上都造成很壞的影響，現在我們回想這種往事都感到很荒唐。解海龍拍的「希望工程」，使失學兒童這種所謂「陰暗面」的題材的報導，引起了國內外的良好反響，更激勵了國內記者的社會責任感。尤其是年輕記者，對老少邊窮地區和10%的人們投入了更多關注和同情是無可厚非的。

　　但餘偉健講的也很有道理，其實我們平時工作中大部分拍的是身邊的人和事，但是卻缺少有震撼力的好作品，是否還應該提高我們採訪和拍攝的功力？

　　張海兒說：「題材本身不應成為問題，重要的是我們表現方式。攝影師必須掌握精練的圖像語言，畢竟我們是以圖像的感染力來打動觀者的。」

　　後來，香港的馮漢紀又提出了關於拍攝者對被拍攝者是否有「居高臨下」的道德修養問題。陳遠忠接著就說：「我在跟蹤拍攝一個腦積水的小孩被父親背著來深圳求醫的故事，還常常要想到我的稿費夠不夠補償我付出的車錢。所以，其實我很卑鄙，但是我還是要拍。」對於這個問題，我覺得內地的記者在道德修養和人性關懷方面是好的，從圖片中可以看出來。這個問題本來值得更深入地探討一下。

　　那天晚上，大家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到底是誰講什麼，現在一時也想不起來了。反正只記得最後以賀延光的「說段子」結束，前後持續了六個小時。

　　經過激烈的爭論，心有餘悸的餘偉健歉意對我說：「安哥，我沒想到我的一句話給你惹了這麼大的禍。」我說：「你積德了。我覺得你提出的問題很重要。你別見怪，我們內地人說話嗓門就是大。你別見怪。」

　　現在看來，在當時大陸的紀實攝影熱潮中，內地攝影師關注的焦點多是拍攝題材和手法。余維健、馮漢紀等香港攝影人在那次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在中國紀實攝影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在以後幾年中尤其是在2000年以後，內地攝影界對紀實攝影的方向以及攝影倫理等更深層問題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那次討論的延續。

　　長江後來對我說：「那時候，有許多本來是屬於90%的題材，也被政府主管部門歸入了那10%的『陰暗面』裡。我覺得，中國學界並未反思：在反映改革開放，在記錄歷史上他們為什麼是缺席的。倒是這群攝影師，集中反映了當時的歷史，十分珍貴，把他們的作品聚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中國。」沒有評委，沒有「領導」，沒有理論家，所以，沒有總結，也沒有決議，大家匆匆地來，又匆匆地去，帶走了許多激情、許多問題和許多惆悵……常有回去了的朋友托人向我們帶好，並說收穫不少；也常有沒能參加交流會的朋友向我們詢問情況，並表示惋惜。

　　我們這次交流會在圈兒內形成了很好的口碑，大家給它起了個雅號叫：「南會」。

　　也是在那一年，10月25日至26日，新華社攝影部與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在北京舉辦了「96年新聞攝影座談會」。請來了四位元世界著名的圖片編輯和攝影記者。進行專題講座，並對與會的數十名攝影記者的作品進行講評和討論。我和宋布軍參加了這次座談會。

　　新華社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一見面就向我說：「對不起。」因為在我們籌備「南會」的時候，我曾邀請她的部下黃文來參加，那時她不放人，我給她打電話求情也說不通。後來，我們的交流會辦得很成功，她大概聽到了大家的口碑，所以才向我道「對不起」。她當初可能把我們的活動也當成那種為賺錢而辦的攝影活動了。

　　宋布軍帶去《粵港資訊日報》的年輕攝影記者李潔軍在雲南麗江地震災區採訪拍攝的稿子，在這次會上受到專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評，說他拍出了麗江災民的勇氣和尊嚴。

　　那一次，我又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尤其是1988年曾看過我放幻燈的新華社攝影部的那批年輕大學生，我們重逢之際都特別熱情。時隔八年，他們已經都成了攝影部的骨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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