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78)

七十八

　　我剛到香港不久，香港的同行朋友就來採訪了我，把對我的採訪和我的攝影作品，在香港《星島日報》上登了多半個版。有意思的是，和我那一版對開的一版是著名影星鐘楚紅的專版。

　　1989年，臺灣攝影家張照堂路過香港時約我見面。張照堂是臺灣前衛攝影的大哥大級的人物。他不僅自己的作品拍得很棒，還主持整理了臺灣的攝影史。他送給我一本他的攝影畫冊。我給他看了我的幻燈以後，他說：「安哥，我們臺灣和日本及其他亞洲四小龍都經過了從封閉到開放，從經濟落後到經濟起飛，你把這個過程拍下來了。」後來，他在臺灣的《漢聲》雜誌上開了個專欄，每期介紹一位大陸的攝影師和他的作品。後來，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的張照堂電影展期間，我們還見過一次。

　　1993年的一天，快下班的時候，王苗告訴我：馬克·裡布從北京乘飛機回法國，將在香港轉飛機，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他約我們在香港機場的咖啡廳聊天。於是我跟著她和香港記者李碧惠一起去了機場。接到了「老馬」，我們剛在咖啡廳坐下來，他就從相機袋裡抽出一疊足有一百來張照片攤在桌子上，請我們提意見。這些都是他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在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地拍的照片。我當時既佩服他新聞嗅覺靈敏，拍攝水準高超，又很感動他不恥下問的專業精神，同時我也很後悔，後悔我沒有把自己的照片帶來向他請教。

　　1993年臺灣《攝影家》雜誌的出版人阮義忠也來到香港，採訪了我和美聯社攝影記者余維健。他把我們作品的底片帶回臺灣親手放大製作成照片，並在《攝影家》雜誌上發表。他在寄回底片時還把他放大的照片寄來了。後來，這些照片成了我放大自己作品的範本。

　　1988年底到1994年，我在香港工作的六年裡，和香港新一代的攝影師接觸最多，主要是高志強、梁家泰、馮漢紀、王禾璧等人，他們大都是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他們的專業素養和精到的手藝，以及開闊的藝術眼界，在大陸還很難見到。我和王苗常常和他們聚在一起，不僅因為年齡相當，也因為我們都是觀念相通的專業攝影師。我們各自把工作之餘的個人作品放幻燈進行交流，也一起參加香港的藝術活動。

　　香港攝影師梁家泰曾在法國留學。他的報導攝影作品曾多次被歐洲著名的地理雜誌刊載。1990年，他曾為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拍過《中國的青年》的專題報導。那一年他前後在中國拍攝採訪了三次，每次一個月。那時候我們經常在一起聚會，聽他講採訪的經歷，並幫他介紹內地的朋友、出點子。最有意思的是，他告訴我，他每次出差一個月以後，都要把250多個膠捲寄去美國沖洗。沖出來以後，美國《國家地理》的編輯就打長途電話過來，對著燈箱告訴他每一卷的哪張好，哪張不好，曝光如何……250個膠捲講完以後，又要跟他推敲還有哪些不夠，如何擴充思路，並出一些點子，最後再討論下一步的採訪計畫。這「電話粥」一煲就是好幾個小時。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裡，他已經拍了750多個膠捲，於是被請去美國編稿子，一個月裡他給有關的編輯和文字記者放了3次幻燈。最後，在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登了20多個版面的報導。他的這些經驗對我很有啟發。

　　馮漢紀是我們中間年紀最大的，他早期和陳複禮他們一起參加沙龍攝影活動是同輩中年齡最小的活躍分子，也是上世紀80年代香港前衛藝術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在香港理工大學任攝影教師，40多歲時又負笈去美國讀書。當年李媚主持深圳《現代攝影》雜誌時，她和楊小彥到香港出差都曾經住在馮漢紀家，翻看畫冊，請教當代藝術和攝影史的問題。馮漢紀也是香港最早的數碼影像教師。

　　高志強是在加拿大留學回港的攝影師，他待人熱情周到，曾任香港攝影師公會主席。

　　王禾璧曾在香港藝術中心任職，1994年2月，她參與策劃《中、港、台當代攝影展》和三地攝影理論的研討會，並主持編輯了《攝影透視——香港、中國、臺灣》論文集。在那次研討會上，我們大陸的攝影師和評論家們介紹了各地民間破除政治禁忌的各種探索。我和王苗還有剛從陝西調來的同事、朋友石寶秀合寫的文章題目是《回顧一段往事，相識一代新人》。香港攝影師和評論家們介紹了香港攝影的發展歷程，邱良現場向我們展示了他收集的大量早期的香港攝影期刊，獲得滿場掌聲。他們對攝影史的重視對我觸動很大。後來在參與策劃《中國人本》等展覽的過程中，他們的思路和工作方式都是我重要的參照。

　　最有意思的是，當為時兩天的講座和研討會快結束的時候，臺灣資深裝置藝術家及遠流出版社藝術館主編吳瑪俐女士在發言中很不客氣地說：「大陸的攝影，比臺灣的攝影落後20年……」把楊小彥等大陸攝影理論家氣得嗷嗷叫，但是會議已經結束了。這個問題就沒有展開。不過，如果靜下心來看一看那論文集，瞭解一下港臺的攝影文化狀況。我覺得大陸與港臺的差距還是挺大的。那時候，我們大陸還剛剛開始「破冰」，而人家早已和世界接軌了。臺灣的張照堂在上世紀80年代，就在當局的支持下很專業地梳理了臺灣的攝影史。而大陸在這方面的工作，從整體上來講，至今都沒能達到他當年的水準。在紀實攝影方面，臺灣當年以《人間》雜誌為代表的關心弱勢群體，關注社會問題的攝影報導水準，大陸在10年後的90年代後期，才慢慢趕上。而在觀念攝影方面，當時大陸連基本概念和它的發展歷史都還沒有搞清楚呢。

　　20年之後，當中國的當代攝影已經在國際上日益活躍的時候，我在平遙國際攝影節上見到了臺灣攝影教育家吳嘉寶先生。我與他重提起大陸和臺灣的攝影的差距問題時，他說：「大陸的資源太豐富了，人才也太多了……」

　　我的好朋友侯德健自從1990年回到臺灣以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1993年的一天，他突然給我來了電話。他告訴我，他來到了香港參加臺灣電影周。在隆重的開幕儀式上，侯德健與七八位臺灣電影界的「大佬」並排站在主席臺上，站在台下的羅大佑還主動上前與侯德健擁抱。

　　侯德健在電影周結束以後，來到我的宿舍住了一天，我們聊了許多別後的情況。他告訴我，臺灣的文宣部門有感於大陸的電影頻頻在國際上得到大獎，於是決定懸賞100萬元，獎勵在國際上拿大獎的臺灣電影人。侯德健就把自家的房子抵押了100萬元來拍電影。他嫌當導演太辛苦，於是找了一位好朋友當導演，自己當製片人。他們一起攢故事拍了一個電影叫《月光下的少年》，拍的是一個植物人的故事。這電影雖然很難看得懂，但是還真的得了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外語片獎」。

　　侯德健還告訴我，他當時正在研究《易經》學會了算命。於是，他要了我的八字，給我算命，他說：「你53歲之後，要行20年大運……」7年以後的2000年我53歲，我還真的運氣特好。本來，天機不可洩露，但這10多年來我與朋友們吹牛的時候，經常提起這事，也是給自己提提虛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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