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73)

七十三

　　⒒ 住在香港看內地

　　行萬里路，交天下友

　　1988年12月，我到香港中國旅遊畫報社上班了。走進我們在中環皇后大道中的寫字樓，我受到了同事們的熱情歡迎。他們中有我的許多老朋友。王苗就不用說了，她還是我在中新社的同事。陳一年是我們廣州《人人影展》的人，他1984年移居香港後就來到這裡當記者了。他每次到廣東採訪都是我陪他去的。那時候，我們單位給《中國旅遊》畫報供稿還算是我們的任務。那時候《中國旅遊》畫報還有海外版，海外版每期都要有僑鄉的稿子，廣東又是中國最大的僑鄉，所以，他們每年都會來廣東採訪。老編輯楊治明、廖芘梅，年輕記者馬耀俊等來廣東採訪都是我陪他們去的。香港同事們告訴我，老闆從國內調記者之前，曾徵求過大家的意見，大家異口同聲地推薦我。理由是：1.我每年都有不少稿子被採用，專業技術「一流」；2. 我寫的文章沒有「我黨、我軍、我國人民」式的「大陸腔」；3. 能聽、能說廣東話。其實，我說的廣東話常被他們笑話。

　　《中國旅遊》畫報的社長是香港著名攝影家陳複禮先生。中國開放以後，經他首先拍過的許多中國的風景區，如九寨溝、武陵源、梵淨山，後來他都努力協助當地政府促使它們成為國家的自然保護區。陳社長每年都會請大家吃飯，並到他家裡去做客。他常常攤出新拍的作品讓我們這些晚輩提意見，我也曾經向他請教保存底片的方法和竅門。《中國旅遊》畫報是香港的中資機構，所以，我們的老闆是從中新社調來的老編輯張毓芬。她解放前從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解放後任新華社駐外記者，長期住東歐國家。「文革」以後才調來中新社駐香港分社，1980年《中國旅遊》創刊時她任副社長、總編輯。她那時有六十多歲，但大家都叫她「張大姐」。張大姐對我說，她之所以調我來，就是希望我將當新聞記者的經驗運用到旅遊畫報的採訪中，以增加畫報的時代感。但是她讓我注意：這裡是畫報，不是新聞單位；而且這畫報又是給香港人看的，所以，要好好向香港員工學習。

　　在我們公司的四十多位員工中，只有六名是從大陸派來的。除了我是當攝影編輯、記者以外，其他五位元都是老闆、經理和部門的主任。

　　香港員工中和我最要好的是編輯部副主任馬耀俊。他比我小七八歲，健康、斯文而幽默，是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的。他告訴我：他從小在廟街長大，家境貧寒。他家祖籍在廣東普寧縣，與我家的祖籍揭西縣緊鄰。他大學畢業後，在政府機構工作了兩年，有了一些積蓄。那時候，正是大陸剛剛開放不久的80年代初，於是他辭了工自費到大陸旅遊。成為香港最早的大陸「背包客」。他在大陸走南闖北有一年多，在大陸交了許多民間的朋友，也深深地愛上了祖國的大好河山。他還寫了幾本自助旅遊的導遊書。

　　大約在1984年，他來到《中國旅遊》雜誌不久，就到廣東採訪珠江三角洲。我們分社的領導派我陪他一起去。在十來天裡採訪了順德的水鄉、珠海特區和開平的碉樓等等，一路上白天幹活兒，晚上在旅館裡我們無話不談，有時還爭論到深夜……我們談個人身世、談中國、談香港、談英國和它們之間的糾葛，那是我第一次和中國大陸以外的同輩人深入的、推心置腹的交談。

　　他回香港以後，我們仍然經常通信，討論稿子。來年春節，我又去普寧拍攝了潮州大鑼鼓、英歌舞和潮州屋等三組圖片，配上文字稿之後一起寄給他。當我收到刊登著我們的稿子的雜誌的時候，我特別高興。不僅因為我看到他編的版面和他寫的遊記非常出色，我還佩服他無私地把我拍的好照片用得很多，放得很大。他這種編輯工作的專業精神，成為我後來做編輯工作和策展工作的榜樣。

　　1986年，我們倆又一起去粵東的湛江地區去採訪了二十來天。那時候，從廣州到湛江要乘一個通宵的長途汽車。車裡座位之間的空隙很狹窄，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小馬坐在我旁邊靠著過道。過道上堆滿了行李。半夜裡，坐在我前面的小夥子往窗外彈煙灰的時候，他的煙灰帶著火星被風吹到我的臉上。我請他不要這樣彈煙灰。可是他過了一會兒還是這樣彈。於是，我輕拍他的肩膀，再一次地提醒他。當他仍然繼續這樣彈煙灰的時候，我拍著他的肩膀和他吵了起來，接著就打了起來。他的同夥也站起來想幫著打，被小馬攔住，並且也和他扭打起來。在扭打中我噌地一下跳上了椅子，居高臨下地搋；當那小夥子也想跳上椅子的時候，我一拳打過去，他一腳蹬空，橫著摔到了椅子下邊去了，被我好搋了幾拳。當他從椅子和靠背的夾縫中冒著我的拳頭爬起來，繼續和我扭打的時候，司機大吼一聲把車頂燈打開了，並把車停了下來。我們這才把對方看清楚，只見全車的人都在看著我們。我們雙方都停了手，默默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於是，司機把燈關了，發動了油門……

　　二十多年來，我們始終保持了莫逆之交。

　　我剛到香港的時候，《中國旅遊》雜誌已經辦了將近十年，雜誌也出了一百多期，全國主要的名勝古跡、旅遊景區也都報導過兩三遍了。雜誌要想出新、出奇已經很難了。但我憑著渴望走南闖北採訪的熱情，也憑著我對自己採訪經驗的自信，在第一次報採訪計畫的會議上就自告奮勇去採訪冰天雪地的黑龍江。會後，王苗和大家提醒我：「你敢去，但你想沒想過，敢不敢回來？」於是，大家又幫我做採訪計畫，介紹當地的攝影朋友……我這才感到這工作的壓力，此後我把每一次出差採訪都當作是「背水一戰」。後來還真有我的香港同事因出差拍回來的稿子達不到水準而黯然「辭職」的。

　　在香港《中國旅遊》雜誌工作的六年，對我的專業訓練，對我此後的攝影記者生涯有很大説明。我每次出差之前都要看很多有關書籍和資料剪報，與編輯部討論採訪計畫。在各地出差的時候，我把在香港學到的東西現炒現賣地與當地的旅遊部門和攝影的朋友們一起，策劃選題、編輯稿件。在我採訪過的二十來個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認識了許多當地的作者朋友。在工作中與他們建立了很深的友誼。他們之中有黑龍江的劉向陽和王福春，四川的陳錦和賴武，湖北的吳志堅，河南的于德水和薑健，還有雲南的吳家林和徐晉燕等等。徐晉燕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外號叫「冬瓜」。其實，他長得一點兒都不像冬瓜，又瘦又駝背，還留著長頭髮、小鬍鬚，好像還有點兒八字腳。可能是因為他為人特別厚道，所以大家愛叫他「冬瓜」。我出差採訪，從來沒有讓當地的攝影朋友陪我一起去，都是自己與當地旅遊部門聯繫或者自己搭公共汽車下鄉。只有在雲南，每次去出差，「冬瓜」都主動陪我一起下去。「冬瓜」的人緣特別好，到哪兒他都有朋友，工作起來特方便……在此後的十多年裡他們給予了我許多無私的支持和幫助。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還要加一條：交數百個朋友。

　　那時候，內地作者的稿子在媒體發表的機會還不多，香港的稿費比大陸要高，許多作者朋友向我們表示感謝。張大姐總是提醒我們：「不是他們要感謝我們，而是我們要感謝他們。是他們的幫助和支援，雜誌才能辦好。」她所表達的觀念與內地官辦媒體在專業性上有很大的不同。

　　記得1990年第一次去雲南採訪，由於去得匆忙，還沒有來得及做採訪計畫。「冬瓜」就帶我去找雲南社科院的學者鄧啟耀。正好鄧啟耀在家，他也是個厚道人。我說明來意以後，他就滔滔不絕地從滇文化到茶馬道，把雲南的人文地理和學者們研究的熱門課題講了一個上午。不僅我這一次20多天的採訪計畫清楚了，連下一次的採訪計畫也有了。鄧啟耀在90年代末調到廣州的中山大學工作，也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通過「冬瓜」的介紹，我在雲南認識了許多很棒的朋友。在全國各地的採訪中我向當地的學者和行家學到了很多知識，也得到他們很多幫助。

　　我在香港《中國旅遊》雜誌工作的6年多時間裡，寫了20多萬字的遊記，發表了2000多幅照片。其間的經歷和見聞再寫一本遊記的書也可以，這裡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只選一篇自己最得意的《再見三峽》。選取這篇，不只因為那次採訪頗顯功力，而且因為這是中國改革歷程的一件大事。我當年乘一葉扁舟拍攝的一切，現在已經沉入175米水下的江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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