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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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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已經辦好了奉調到香港旅遊畫報當編輯記者的手續,所以我有時間提前一個星期到北京去幫助籌備展覽。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其他三個人的作品還都沒有放大。於是我就到和平里林業部宣傳科的暗房幫助師傅給他們放像。那三位作者是山東的錢捍、湖北的金湧和天津的仇偉軍。在影展開幕前兩天的一個晚上,所有的作品都集中到我爸家。當代攝影協會的楊紹民、賀延光、王文瀾、南康明、陳小波和金湧等都來了。大家把所有的作品又重新篩選了一遍。 那天晚上,金湧就住在我家,我們聊了很多。他的展品中有一組照片叫《法盲之死》。拍的是一位婦女因懷疑另外一個婦女和自己的丈夫有私情,就把對方殺死了。在一個山間公路邊,由法警對她執行槍決,周圍有很多鄉親在圍觀。這組照片在國內引起很大的關注。我對金湧說:「你的鏡頭正對著跪在法場的主人公,她憤怒的眼光直視鏡頭。這樣拍攝出來的照片太殘酷了,這應該是法警的拍攝角度,而不是記者的角度,缺少人性的關懷。」他當時也接受了我的意見。還說他很後悔沒有拍到一個更重要的場面:在槍聲響過,人群散去,女犯的丈夫坐在妻子的屍體旁,面對夕陽西下的遠山發呆。當時金湧也和人群一起離開了現場,而女犯的丈夫還要負責收殮他的妻子。 影展的開幕式很隆重,也很熱鬧。不僅北京攝影圈的朋友都來了,而且我的中學同學、西雙版納的知青朋友們也都來了。我還把我的父親和王開平的父母親都請來了。展場就在天安門廣場旁邊,各地來的遊客見到我們的大海報也都來了。 影展期間,新華社攝影部請我去放了一場幻燈。那時候,新華社攝影部有一批大學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他們現在已經很出名了,有陳小波、曾璜、唐師增、劉宇、黃文等。八年以後,我在北京再次與他們見面時,他們都很熱情地向我講起當年看了我的幻燈作品的感受。劉宇說:「當年我們看了你的照片很新鮮——原來新聞照片還可以這樣拍呀!」 影展結束後,當代攝影協會接著舉辦了「北京國際攝影周」,與會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數十位攝影師和北京的數百位攝影師。我又見到了許多老朋友,也認識了許多新朋友。「陝西群體」的胡武功等人興奮地向我講述了他們剛剛成功舉辦了《艱巨的歷程——中國攝影四十年》影展的情況。胡武功告訴我,當他重新觀看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假照片(例如把幾個農村姑娘擺佈坐在「豐收的麥穗」上拍的宣傳照片)的時候,他突然覺得那些照片並不假。相機的鏡頭是一個雙面鏡,它既可以看到鏡頭前面的荒誕場景,也可以看到鏡頭後面那個時代的人們虛狂的心態。 侯登科聽說我將奉調去香港工作時,勸我不要去,說:「你停下在廣東的拍攝太可惜了。」我說:「你和吳家林,一個是關中的農民出身,一個是雲南山裡人。你們長得就像老農民。雖然可能我比你們幹農活的時間都長,但是,論拍農村,我拍不過你們,因為那裡是你們『吃奶』的地方。我的『吃奶』的地方在城市,而城市的變化太快了,這逼著我要學會『大隱,隱於市』。在嘈雜的城市生活中,還要保持平靜的心態,去觀察、拍攝。但我還是相信,最後還要看我能不能拿出『吃奶』的勁兒。」 北京國際攝影周期間,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舉辦了《紀念攝影術發明150周年》大型國際影展、荷蘭新聞攝影大賽的影展,還有美國聯繫圖片社的影展。影展中的作品異彩紛呈,參觀影展的人多得不得了,展板有好幾次被擠倒了。我和侯德健從熙熙攘攘的影展裡擠出來,走在天安門廣場上,興奮地討論著,侯德健突然冒出一句話:「安哥,你覺不覺得北京的氣氛很躁?」我想了想說:「是啊。」沒想到,半年之後,北京就發生了那麼大的事件。 參展的國外攝影大師們的幻燈講座一個比一個精彩,讓我們大開眼界。這次攝影周請來了美國聯繫圖片社的眾多世界著名的攝影師,我們國內的與會攝影師分成若干個組,每個組由一個外國攝影師帶隊,每人發8個膠捲,去拍攝北京,我參加的小組組長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編輯。膠捲沖出來以後,我們輪流拿給組長看。當輪到我的時候,我找到翻譯要告訴組長我拍的是什麼,他揮手制止了我。只見他拿起放大鏡,對著燈箱一張張地仔細看我的底片,不時用紅筆勾著。看完了全部8個膠捲以後,他把勾出的底片,一張張地講出他的意見。他講得頭頭是道,不僅指出畫面裡主角的位置、動作和細節的處理哪裡還不到位,還告訴我:如果當時能往前點,或往左一點就更能突出主題……選片的過程給我很大的啟發,他讀圖的能力讓我非常佩服。在此後的20年裡,我也不斷地用這種方法來編輯自己的圖片,在做編輯工作時也這樣挑選其他作者的作品,在這過程中,也訓練了自己的讀圖能力。 在最後的一次大會上,這些國際大師分別作了演講。在與大家對話時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金湧站起來請聯繫圖片社的總編輯普雷基對他的《法盲之死》進行講評。普雷基說:他不瞭解這組圖片故事的全部內容,不想評論。但是金湧仍滔滔不絕地講:那照片中被執行槍決的農村婦女是由於不懂法律而殺了人。普雷基說:「這種情況在我們美國是不會被槍斃的。」這句話引起我們全場的掌聲。這時,金湧還在固執地想請普雷基對他的拍攝給予評價。在這尷尬的時候,美國聯繫圖片社的著名攝影師大衛·伯耐特就站起來說:「我們攝影記者的力量很小、很小、很小……我們只是希望那些權利過剩的人,收斂一點;讓普通的老百姓,更堅強一點。」全場爆發起熱烈的掌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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