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70)

七十

　　通宵在大街小巷貼海報

　　1988年，有一次我和《新舞臺》報的主編孫冕、沈宏菲在侯德健家聊天。侯德健突然提議大家一起幫我辦一個攝影展覽，於是，大家都行動起來了。侯德健到香港幫我買了一些依爾福的大相紙，汗流浹背地扛上我在六樓的家；孫冕聯繫了在中山圖書館當副館長的李昭淳，安排在1988年7月19日至30日，在中山圖書館展覽廳展出。他還拉了贊助，幫我印場刊，沈宏菲幫我寫了影展的前言，我又請了「黑馬」幫我設計場刊。

　　時間緊迫，在此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我白天採訪發稿，晚上就貓在單位的暗房裡放像，放到最後我的腰病又犯了，腰都直不起來了。在去現代舞班採訪的時候，舞蹈學校的馬游老師把我帶到淩金生老師家，淩老師是舞蹈學院教翻筋斗的老師，他武藝高強，有推拿治病的絕招。經他一番推拿揉搓，我從他家的床上爬起來，立刻就可以把腿踢得老高了，腰病頓時就遁形了。我的影展題目經和沈宏菲一起斟酌，叫《中國：開放百態》。我展出的作品有96張，我還選了侯德健和沈宏菲每人兩張很精彩的照片，湊成100張照片。

　　沈宏菲還幫我設計了一個A3紙大的海報，在他們香港《文匯報》駐廣州辦事處複印了上百張。影展開幕前的一個夜晚，小萍在家裡熬了一桶糨糊，我趁著夜深人靜，騎著單車，走遍廣州的大街小巷貼海報，貼了一個通宵。那時候廣州通宵都有許多熱鬧的地方，到處都有大排檔，時時都有騎著單車到大排檔吃夜宵的上夜班的人，尤其是珠江邊的許多碼頭旁，到後半夜更是熱鬧，大船小船從四面八方運來了海鮮、水果和蔬菜，開著摩托車進貨的小販絡繹不絕。

　　影展開幕那天，來了很多人，鄒偉康幫我用數米長一卷西元過期相紙做簽名簿，紙頭上放大了我的一張作品。

　　侯德健的老父親侯國邦剛巧從臺灣來到廣州，也參加了我的影展開幕式，他和侯德健第二天就要乘飛機回老家探親。侯國邦是臺灣老兵，那時有大批臺灣老兵回大陸探親，這是個熱門話題。於是影展開幕後的第二天，我和孫冕就打起行裝與侯氏父子一起飛去重慶，然後乘上去長江三峽的輪船，一路去採訪了。

　　侯國邦的老家是在四川省巫山縣的月池鄉，隔山就可以望到神農架。經過大約三四十年，國民黨共產黨的戰爭，國內的政治運動，風風雨雨，恩恩怨怨，親人相見，一言難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侯老先生對鄉親們說：「過去的事情都是命中註定的，今後大家要相互幫助，同舟共濟……」侯德健還感慨地說：「外國人傳染愛滋病；我們中國人怎麼總是傳染『恨滋病』。」

　　那年6月份，我媽在北京去世了，我帶著老婆孩子去奔喪。在復興醫院的冰櫃前，看到我媽的遺體，我欲哭無淚。我媽那時才65歲，她在54歲的時候就因腦血栓失語，半身癱瘓，臥床11年。11年來她牙齒漸漸脫落，肌肉慢慢萎縮，面部也逐漸扭曲。我爸每天下班以後，都坐在我媽的床邊給她念報紙和檔。我爸、我兩個弟弟和保姆一起，每天為她擦身洗臉餵飯，幫她大小便。復興醫院的醫生都說，像這樣臥床的病人沒有長褥瘡是非常難得的。這些年來，我很少有時間到北京來一趟，心存歉疚。我的影展終於展出了，但我媽沒有看到，讓我深感遺憾。僑辦機關為她在八寶山舉辦很隆重的追悼會，我在西雙版納的同學們大部分都來了。

　　喪事辦完以後的一天，我和小萍、萊影一起去了天安門，天安門城樓已經向老百姓開放了。我們興沖沖地登上天安門拍照，保安氣衝衝地呵斥，不許我們往上拍城樓，只許向下拍廣場，但即使不向城樓那邊拍，他們仍狠狠地盯著我們。我覺得這些人伺候慣了領導，對老百姓非常看不過眼。

　　那時登上天安門，門票是十元，可進故宮的門票才是五毛錢。在城樓上的遊客大多是說廣東話的旅遊者。大家登上城門樓，面向天安門廣場的壯麗景象，第一個反應是舉起右手做毛主席指揮紅衛兵狀。離城門樓關閉還有十分鐘左右的時候，那些保安就惡狠狠地清場了，要我們趕快走，不許停留。

　　那時候的北京挺冷清的，行人不多，到了晚上八九點鐘，街上已經是空空蕩蕩的了，晚一點兒回家就很難搭到公共汽車了。

　　「希望權力過剩的人，收斂一點……」

　　1988年的10月，現代攝影沙龍已改名為當代攝影協會，協會組織了我和另外三個記者朋友的作品辦了個影展，叫《在改革的年代》。我把《中國：開放百態》影展整體搬進了北京的展場，展場設在天安門廣場東面的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中央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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