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61)

六十一

　　贍家匯款、三來一補、打工潮

　　80年代初，我們家小萍很喜歡自己做衣服，她給我們女兒做的衣服可漂亮呢。那時候經常有海外的親戚回國探親，給我們帶來很多國內少見的印花布料。薛永康移民香港以後，先是送給我一副塑膠鏡片的太陽鏡，戴起來既輕又夠派，這可能是最早進口的「舶來品」。我們給我女兒戴上拍了一張照片。後來在《人人影展》上展出的時候，我起的題目叫《新觀察》。

　　1980年的一天，有朋友帶了廣東省外貿公司的一位幹部來我家，因為他聽說我家有許多華僑親戚，我爸又是作僑務工作的，所以希望我介紹一些港澳、華僑的商人來廣東投資。沒過多久，我就通過朋友給他們介紹了一位元索尼電視機的代理商來談在廣州設立維修點的事。那時候，國家規定每個港澳和華僑同胞回國探親可以免稅帶一部電視機和一部答錄機。但是當時國內還沒有外國品牌的電視機維修點。他們這單生意很快就談成了，維修點選在廣州人民路。

　　維修點開張那天晚上，那位元代理商給我家送來了一部21寸的彩色電視機和一部隨身聽，我們高興極了。小萍還買了一塊深紅色的呢絨布，縫上黃色的花邊，蓋在電視機上。我們家原來那部26寸黑白電視機就給我弟弟了。沒過多久，我們家鄰居老馬調香港工作以後，又幫我們買來一個日立牌的電冰箱。為了給女兒洗尿布用，我們還在北京路的太白商場花了498元買了一部日立牌洗衣機。於是，我們家就現代化了。

　　廣東臨近香港，尤其中山、順德、東莞這些縣離香港和澳門很近，那時發明了一種魚骨天線，只要架得高，瞄得准，就能收看香港電視。後來政府又覺得太自由化了，多次命令禁止，但屢禁屢不止。一方面是因為內地的電視節目還官腔十足，不好看；另一方面，當地幹部私下說：香港電視節目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內容，老百姓每天晚上都追著看香港的電視連續劇，社會治安都比以前好。我認為，電視對兩地的觀念溝通很有幫助。後來大批港商湧入珠江三角洲，與這裡的人文環境溝通順暢也有很大關係。一直到了90年代有了有線電視，大家就都可以看香港電視了，魚骨天線才逐漸消失。

　　香港四邑會所是最早在中國開放之初組團回鄉觀光、考察和投資的愛國社團。我曾多次隨團採訪。那時候，他們的家鄉——江門、新會、臺山、開平和恩平的地方政府，在盛情款待他們的餐桌上擺滿了大魚大肉。由於這些「港澳同胞」們都不會喝燒酒，於是，給他們擺上了從香港進口的啤酒，但是桌上用來喝啤酒的杯子還是小酒盅。沒過兩天，不少客人由於吃不慣這過分油膩的食物而鬧肚子，連我這長期缺少油水的肚子也受不了，在西雙版納由於年年都拉一次痢疾而落下的結腸炎又犯了。

　　自從1958年至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之後，我們中國老百姓已經很難奢望過上像《水滸傳》裡好漢武松那種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日子，可如今，這樣的日子終於來了。我經過多次大魚大肉的「考驗」，慢慢學會了「控制飲食」，也算是「因禍得福」吧，我的體形至今仍很「苗條」，體重和我上中學的時候差不多，沒有發胖，沒有高血壓和糖尿病等等「富貴病」。

　　有一次，我隨香港順德同鄉會回鄉觀光採訪，在新建成的順峰酒店金碧輝煌的宴會廳裡，盛大的歡迎宴會即將開始，突然，從門外闖進一位赤著腳大聲呼叫著的中年壯漢，親熱地摟住一位坐在貴賓席上穿著西裝革履的客人。很快，他們兩個人就旁若無人地談笑風生，一坐一站，那壯漢雙手撐著椅背和餐台，赤腳很自然地輪流向後翹起，在褲腿上蹭著腳上的泥……可惜我當時忘了拿起相機，沒能把這久別重逢的一幕拍下來。

　　梅縣是僑鄉，有很多華僑不遠萬里回老家，廣州到梅縣的公路都是土路，顛簸得不得了，從早到晚要走十幾個小時，而且車裡沒有空調，一路上，老人家們歷盡千辛萬苦，天黑才能到，到了家鄉後渾身像是個土人了，一路的風塵都落在臉上。後來為方便華僑回家，梅縣的一個簡易軍用機場就向民航開放，可以降落可載二十幾個人的小型客機。每天，四鄉的老百姓像趕集一樣，一清早就趕來看飛機，盼親友，很是熱鬧。穗港直通車開通以後，廣州火車站出站口，每天都被來迎接香港、海外來客的人群圍得水泄不通。

　　1981年，我曾奉派去佛山地區採訪廣東省僑匯工會議。會上，人們說的許多關鍵字：「僑眷」、「僑匯」、「僑批業」、「贍家匯款」，還有「僑房政策」等等，是我小時候常常在睡夢中聽到我媽和我爸在客廳裡激烈爭論的詞。現在聽來有種莫名的親切感。會後我將會議討論的問題綜合起來，向總社發了一篇「內參」稿。僑匯就是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的贍家匯款，在國家的外匯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可是，自從國門開放以後，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出入方便了，還可以免稅帶很多國內緊俏的商品回家，如自行車、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答錄機，甚至是汽車。僑眷們還可以轉手把這些商品高價賣給別人，這樣，家裡建房的錢就有了。於是，僑鄉的僑匯收入就急劇下降。

　　為了鼓勵僑匯，地方上制定了很多優惠的政策，其中有一項政策是允許用僑匯購買機器設備辦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廠，用以解決僑眷的就業問題。剛開始，政府規定，私人辦的工廠只能最多雇五個工人，不算是剝削。後來是十個、二十個……再後來，外來投資辦的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地在珠江三角洲遍地開花，本地農民也紛紛「洗腳上田」，進了工廠。我在中山縣的一個工廠拍的一張照片裡，一個胖娃娃爬在地下玩兒，他的媽媽打著赤腳在工作臺旁幹活。看來這胖娃娃是跟著媽媽從田邊來到了車間。

　　我想，如今我媽媽應該放心了，過去她設計的僑匯政策只能解決僑眷的生活問題，如今在市場經濟的大潮裡，僑匯成了僑眷們生產自救、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我媽半身癱瘓已臥床六年了。她失語、失明，但頭腦清醒。組織上給她平反的時候，她哭著唱起了沒有詞的《東方紅》和《國際歌》。來看望她的人們說：「你媽媽的嗓子真好。」

　　1983年，我曾去東莞採訪，那裡到處還是一片水鄉景色，農民出門就划船，傍晚收工的時候，他們划船回到村頭就紛紛跳進河裡游泳、洗澡。難怪那時東莞是全國有名的「游泳之鄉」，許多游泳冠軍都來自東莞。東莞縣靠近香港，有不少港澳的商人開始在這裡投資開工廠，開工廠的方式也多種多樣，概括來說，叫「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組裝和補償貿易。有大批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進入工廠做各種工，有織毛衣的、手工製作燈籠的、組裝手錶的、服裝加工的，在車間案頭常見到掛著一頂頂當地客家婦女戴的有黑色裙邊的斗笠。

　　東莞是個魚米之鄉，當地傳統工業主要是製作煙花爆竹，還有用莞草編地毯和工藝品。三來一補的企業越來越多以後，老的企業就越來越少。當時香港的工業也開始起飛，更新換代很快，作為加工區，它的勞動力不足，很多工廠就陸續往大陸搬，利用國內廉價勞動力。

　　到了80年代中期，東莞當地的勞動力不夠用了，於是就到粵北山區和貴州、廣西等地去招工。我1988年再去採訪的時候，當地已經有來自全國二十多個省的二十多萬名外來工了。到了90年代中，更有多達上百萬人了，和本地人口一樣多了。

　　90年代初的一個星期天，臺灣著名攝影師阮義忠到深圳《現代攝影》雜誌社去見社長李媚和北京攝影師呂楠。李媚打電話托我從香港幫呂楠買一批柯達黑白膠捲帶過去。我們在深圳相聚之後，阮義忠說他想第二天找個傳統鄉村去拍照，我就向他推薦了東莞的水鄉厚街和道窖，第二天他和呂楠就打的士去了。後來我問他那裡怎麼樣，他愁眉苦臉地埋怨我，說我騙他，那裡已經到處是工廠和工地，連鄉村的影子也見不到。

　　到了21世紀，東莞連田地都很難見到。據說那裡的外來勞工已經有上千萬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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