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8)

五十八

　　以現在的眼光看，我總體的感受是：一，我們的作品大部分是小品式的，但與當時「高、大、全」式的四平八穩的「主流」視角形成鮮明的對比；二，大家都在努力突出個性，與「主流」時興的趕潮流相比，旨趣大不相同。

　　有一年，廣東省影協主席梁祖德還帶領正在開會的全體理事來參觀；老前輩陸青山重病之後第一次出門就是來參觀我們的影展，表示對我們的探索的支持。但是，我們影展的消息在當時是登不上任何報紙的。美術學院的師生也有不少來參觀的。十多年後的1996年，有一次當時廣州最大的廣告公司的老總請來一批媒體的朋友，老總當著大家面問我認識不認識他，他留著漂亮的絡腮鬍子，胖胖的魁梧身材，我說認不出來。他告訴我說：「當年你們在越秀公園搞《人人影展》的時候，我是美術學院的學生，我們去給你們幫忙搬框子、掛照片……」

　　1983年的《人人影展》開幕的時候，北京《四月影會》的李曉斌也來參觀了影展並向大家介紹了一些北京《四月影會》的情況。

　　1980年，我們總社召集各地攝影記者在北京開會培訓。在北京的同事中，有北京四月影會的幾個主要作者：王苗、羅小韻、黃雲生等。他們也是吳老江社長給招進來的。有一天下午，我們在東城新鮮胡同羅小韻的家裡聚餐之後，羅小韻還曾帶我到東四三條35號王志平住的那個當時有名的小屋。他那天沒在家，但門是不鎖的，小韻就從他的床底下把四月影會的《自然·社會·人》影展的照片翻出來給我看。小韻是個說話很沖，但心地善良的女孩兒。

　　王苗則文雅大方，曾在山西插過隊。1982年我曾到王苗家裡做客，她給我看了許多畫冊，其中就有法國攝影大師馬克·呂布（MarcRiboud）拍的關於中國的畫冊，還有美聯社記者劉香成拍的《毛以後的中國》畫冊，感到非常震撼。除了他們的技藝的高超、眼光的敏銳外，更重要的是：我曾親歷、目睹的中國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在中國的媒體上根本見不到，但被馬克·呂布拍到了，而且那麼入木三分。那時，我和同代的一些中國攝影師曾暗下決心，今後中國人的生活不能只靠老外去記錄。那時候我們已痛感：中國的主流媒體的新聞攝影、紀實攝影其實已退化為公關攝影了。我們對中國的所謂攝影大師都很懷疑。

　　在王苗家我還認識了王志平和李曉斌。

　　王志平跟我同年，是「文革」前的1965年考進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美術的。他身材瘦弱，臉色憔悴，戴一副大眼鏡，說話慢條斯理，總是與人為善的樣子。他一個人住在小屋裡，據說他的小屋經常高朋滿座，尤其是在籌畫為紀念「四五運動」的影展《人民的悼念》畫冊，還有籌辦《自然·社會·人》影展時候，尤為熱鬧。他的房間裡掛了很多藝術掛盤和少數民族的掛毯等手工藝品，很有藝術氣息；他房間的窗子永遠不開，他家的門是永遠不鎖的。他在第一屆《自然·社會·人》影展的前言裡寫道：「新聞圖片不能代替攝影藝術。內容不等於形式。攝影作為一種藝術有它本身的語言，是時候了，正像應該用經濟手段管理經濟一樣，也應該用藝術語言來研究藝術。」「攝影藝術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韻律之中、存在於社會的真實之中、存在於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並不存在於『重大題材』或『長官意識』裡。」這些話在當時真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大約在1983年冬天，一個刮著西北風的晚上，我正在北京探親，住在我父母家，王苗和王志平騎著自行車，帶著幻燈機和他們新拍的《西部中國》的幻燈片，從北京城東北角的和平里來到西北角的木樨地，在我家放了一場幻燈。也就在那一年夏天，我爸和安弟到新加坡探親給我帶回了一部幻燈機。從那以後的20年裡，我也經常背著幻燈機到處給朋友們放幻燈。

　　李曉斌長得虎背熊腰，他為人熱情。那時在《新觀察》雜誌當攝影記者。他也曾把我請到他家裡，給我放他的幻燈作品，滔滔不絕地講了很多關於攝影和朋友的事情。有一次他去海南採訪路過廣州，正好來參加我們第三屆《人人影展》的開幕，還在我家住了幾天。白天我帶他在廣州街頭採訪、拍照，晚上我們常聊到深夜，把我老婆都吵醒了……後來我才知道，《四月影會》的朋友那時不僅對我們廣東《人人影展》的成員這麼熱情，在全國很多地方，他們都交了很棒的朋友。後來我在全國各地採訪的時候也曾經得到過這些朋友熱情無私的幫助。當然，他們來廣州採訪或組稿的時候，我和廣州的弟兄們也當仁不讓地全力協助。

　　我記得，1980年我從北京回到廣州後，還放大了兩張自己的作品寄到北京參加第三屆《自然·社會·人》影展，也不知北京的朋友們給我掛上去沒有。我還通過李新民聯繫了廣州文化公園負責搞展覽的廖衍猷同志。老廖聽說我們要把《自然·社會·人》影展搬到廣州展出，非常熱情。於是我們把王苗的聯繫方式告訴他，不久王苗把《自然·社會·人》影展的第一二屆作品托運給他。影展在文化公園展出的時候，在廣州也引起了轟動。文化公園不僅不收場租，還給四月影會寄去了一部分門票收入。

　　有一年，剛卸任不久的英國前首相希思要帶樂團來北京表演，由他親自擔任樂團的指揮。希思先生在北京的行程並非官方活動，所以他的此行安排是由在北京的英國朋友皮特負責，皮特是我弟弟彭安弟的好朋友，他那時正跟安弟學拳。安弟告訴我，皮特想在中國找一個攝影師，問我能不能去。我因為怕在單位不好請假，就建議他找李曉斌。後來，李曉斌擔任了希思先生此行的私人攝影師，拍得很棒，發了不少很精彩的稿子。

　　《人人影展》的成員在與廣州美術界、舞蹈界的朋友于1983年在廣州博物館舉辦系列講座時，我們的朋友北京《星星畫展》的馬德升也作了演講，講的是什麼內容我已忘了，但他那激情洋溢的勁頭兒，我仍然記憶猶新。馬德升是個精幹剛毅的小夥子，他的一雙眼睛炯炯有神，有種舍我其誰的英氣，他的右腿殘疾，拄著一副雙拐，更顯得他腰背堅挺，肩膀寬闊。他的短袖上衣是他自己設計並縫製的，領口的曲線突顯出他粗壯的脖子，袖口是平著往外延伸的，突顯他那發達的二頭肌。他走起路來，常人都跟不上：雙拐往前一撐，身體像蕩秋千似的，前後好像身體都蕩得與地面平行了……

　　《四月影會》和《人人影展》這種民間的、業餘的心態，現在想來對我此後的攝影影響還真是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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