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7)

五十七

　　民間的攝影

　　新中國的民間攝影源起於1976年4月5日的清明節前，百萬北京市民從四面八方抬著自製的花圈、挽聯和挽詩，陸續不斷地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悼念周恩來總理的逝世，表達對當權的「四人幫」的不滿。連續幾天，許多民間的攝影愛好者活躍在天安門廣場上，用相機記錄下所發生的一切。而所有的專業攝影記者都奉命缺位元，不許採訪拍照。1978年當「四五天安門事件」被平反以後，這些民間的攝影人相互串聯在一起出版了攝影集《人民的悼念》。與此同時，他們還成立了「四月影會」，這可能是「文革」以來中國第一個民間的文藝團體。1979年的4月5日，他們的第一回影展《自然·社會·人》在天安門旁邊中山公園的花房——蘭室開幕了。聽說影展盛況空前，蘭室天天被擠得水泄不通。現在看來，那次影展是中國攝影史上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蘭室就在我小時候的幼稚園附近，前面有大片的草坪和用太湖石堆砌的假山，我爸曾在那裡給我們照過相。

　　受北京「四月影會」的影響，廣州一幫攝影發燒友也相互串聯，籌備舉辦《人人影展》。第一次《人人影展》是在1980年春開辦的，在廣州越秀公園的花房舉行。在籌展的時候，大家把作品拿到相光海家相互切磋選片，他家在梅花村，是李新民帶我去的。相光海是個高大而不威猛的人，待人很隨和，後來當了我們的頭兒。在我看來，片子最搶眼的是伍時雄的和鄒威康的，有力度，形式感也很強，他們都是省工藝美術公司的，美術的功底很好，是地道的廣州仔。陳一年是省展覽館的，他和伍時雄是廣州美術學院的工農兵大學生，他們倆都不苟言笑，挺「酷」的樣子。

　　後來時間長了才知道，伍時雄當時已經對西方的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有所瞭解，而且和北京「星星畫會」的藝術家有所來往，屬於心高氣傲的主兒。而陳一年則生性害羞，他出生在香港，父親又長期被派駐香港工作，所以他的審美更趨向香港沙龍的唯美主義。這第一次見面以後，我通過李新民表示，如果伍、陳、鄒他們3人參加，我也參加展覽。當展覽定下來以後，我還去勸趙大軍參加，但是他很內向，不肯參加。影展的名字，我記得是伍時雄起的。當時還打算成立個影會，但是相光海說，他已經打聽過了，要成立組織還得打報告請有關政府部門批准，於是，此事就作罷了。

　　我記得影展開幕的時候正值春節，公園裡遊客很多，看展覽的人絡繹不絕。影展開幕當天，花卉館裡的菊花展也同時展出，我們的照片掛在牆上和展板上，在牆邊和中間的條案上擺著一盆盆的各色菊花爭奇鬥豔。越秀公園還允許我們印一些影展的門票給朋友，他們就可免費入園。沒有票的觀眾則要買入園的門票，每票一角。參展的作者有：相光海、伍時雄、陳一年、鄒偉康、李少文、孟衛國、李新民、張開炎、何異能，還有我，一共10人，不到100張作品。

　　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影展叫《萬卉影展》，也是民間舉辦的。他們的場地在文化公園，據說在開展前他們的成員杜友農的一張作品在有關管理部門審查時被質疑，引起很多爭吵，所以耽誤了一天才開展。相比《萬卉影展》，我們《人人影展》的成員年紀大一點，無論技術和思想都要成熟老到一些。開展之後省的攝影家協會有關領導和前輩也都來參觀，並在私下給予鼓勵。我們大部分的作品是以風花雪月，生活情趣為主，和當時的主流影展有很大的區別，主流影展還有以政治掛帥的照片為主，風花雪月在「文革」中是被批判為小資產階級情趣，當時「文革」雖然結束了，但這些題材的作品還是比較「敏感」。所以，我們的影展引起很多市民的關注。

　　1981年春和1983年4月，我們又在廣州越秀公園花卉館舉辦了兩屆影展，每屆展期約20天。一屆比一屆人多，作品也越來越精。影展成員最多時有16人，後來參加的有徐沛、苗曉康（深圳）、劉學文（深圳）、黃志平（香港）等。有感於當時官辦影展的作品單調和呆板，我們在挑選作品時，儘量在保證一定技術水準的基礎上，讓大家的題材互有不同，風格上也拉開距離。每一屆共有100多幅作品，平均每人10幅，租場費由大家分擔，每人大約10多元錢，相當於個人月工資的三分之一左右。

　　伍時雄的作品很獨特，以光、色、線條的構成表現出一定的哲理意味，他有一張自拍的人體的作品，大概是中國開放以後第一張公開展出的人體作品。

　　我的作品有《光著屁股看世界》、《新觀察》和《街頭思想者》及一些風光作品。

　　苗曉康的一組陽光下的小草，拍得很感人。

　　徐沛的靜物作品已很見功力。

　　陳一年拍的老人和新潮少女在當時也是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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