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6)

五十六

　　⒑ 蹲在「南風窗」見證80年代

　　我的大學

　　梅縣地區地處廣東、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區，下轄梅縣、興甯、五華、平遠、蕉嶺、大埔和豐順等縣。這裡是全國著名的僑鄉，老百姓講的是客家話。從廣州到梅縣有400多公里。乘公共汽車，要在早晨天不亮就出發，天黑了才能到。一路上塵土飛揚，由於天熱，車窗又不能關，所以，人到了梅縣，已經是灰頭土臉的了，連頭髮、眉毛都變成黃色的了。

　　在梅縣，把我從汽車站接到地區政府招待所住下的是詹謀俊。他是我們分社駐梅縣記者站的記者。他身材壯碩，由於五官相近，所以總是笑眯眯的。他告訴我，他是印尼的歸僑，60年代初，他剛回國的時候，由於會踢足球，被選入廣東青年足球隊當專業的足球運動員。「文革」前，他考上了暨南大學新聞系，後來與夫人（也是他的同學）一起被分配回到老家來工作。「文革」後，來到中新社廣東分社梅縣記者站，他才真正作了本行。

　　我至今慶倖自己在剛入行的時候就能跟上詹謀俊這位科班出身的兄長。他每個月可以發20來篇稿子，對當地的人文地理瞭若指掌，幾乎走到那裡，他都能講出許多當地的歷史典故。他和當地的同行，以及方方面面的幹部都很熟悉，當地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能知道。我天天跟著他一起騎著單車走村串巷去採訪，也經常一起乘公共汽車去其他的縣和鄉鎮去採訪。採訪歸來，我就在招待所的房間裡沖膠捲，然後將可以發稿的底片剪出來，裝袋、寫說明以後寄回廣州。

　　我住的是政府招待所，每間房有四張床，常有出差的客人住進來。那時電視機還沒有普及，晚上也沒有現在這麼多應酬，只能看看書、聊聊天兒。那年頭對陌生人可不像現在這麼戒備，一聊起來就把經歷的往事都說出來，尤其是「文革」中的見聞和經歷，天南海北各不相同。聊得投機的時候，我也常向人家請教他專業方面的事。有一次，來了一位省裡的工程師，他是來梅縣指導鄉村建設規劃的專家。他告訴我，中國的四大民居建築包括：北京的四合院、陝北的窯洞、廣西的幹欄屋，還有就是梅縣客家人的圍龍屋。他還給我講了許多關於客家圍龍屋和潮州民居的建築特色以及鄉村建設規劃的事情。

　　還有一次，兩位省舞蹈家協會的專家來梅縣地區采風，為「中國舞蹈集成」的廣東卷收集素材。年紀大的叫馬遊，是廣東舞蹈學校的副校長，年近花甲，仍儀錶堂堂，說話溫文儒雅；年紀比我大一點的叫楊子達，是省舞協的幹部。他們告訴我，這個工作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專案，是為了搶救、整理正在消失的民間文化遺產。除了有「舞蹈集成」以外，還有「音樂集成」和「戲劇集成」等等。馬老師給我講了豐順縣埔寨鎮的元宵舞火龍，還有潮州地區的英歌舞。他認為英歌舞是中國漢民族唯一的男性舞蹈……在交談中，他還談到了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以後的蹉跎人生。後來，馬老師與我結成了忘年之交。

　　那時候，梅縣地區搞的任何活動都少不了香港嘉應同鄉會的港澳同胞的身影。他們既出錢又出力，尤其是會長劉錦慶和副會長曾憲梓，我曾採訪過他們很多次捐資辦學和架橋修路的儀式。他們還把香港的愉園青年足球隊請來梅縣打友誼比賽，更是熱鬧得萬人空巷。在近代史上，華僑和港澳同胞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戰爭中出錢出力，立下了汗馬功勞；如今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他們又帶來了「第一桶金」。在採訪中，我從他們身上，瞭解到許多市場經濟下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觀念。

　　當清末民初的愛國詩人黃遵憲的故居「人境廬」修復以後，梅縣組織了一次大型的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連北京大學教授王力等著名學者也來了。我在採訪期間，把所有學者論文都讀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力先生對黃遵憲在「詩界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把客家山歌的語言入詩，給予了高度評價。

　　1980年以後，國內的圖書出版越來越豐富。從傷痕文學、報告文學、朦朧詩到《讀書》雜誌和《走向未來》叢書，我都如饑似渴地追著看。在梅縣的日子裡，不用坐班，沒有辦公室政治，也不用參加「文革」遺風的形式主義的政治學習，我可以在採訪之餘安安靜靜地讀書。

　　貧困山區的自由市場是最早開放的，我拍了不少農民趕集的熱鬧場景。生活好起來的農村，在春節之後，又可以見到「左手一隻雞，右手一隻鴨，背後背著一個胖娃娃」的情景了。但是，我在《讀書》雜誌上看到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說這「回娘家」的場景雖然是農村生活比以前改善了的證明，但它也說明，那裡的市場經濟還不夠發達。

　　1986年9月，我們一群廣州的記者應邀到粵北韶關的南華寺採訪。當地負責接待我們的是一位精明能幹的中年漢子叫李志真。他忙裡忙外地安排我們的食宿，還頭頭是道地向我們介紹六祖禪宗悟道的故事和南華寺的歷史。到了傍晚，他還開車去城裡為寺廟採購柴米油鹽等日用品，而第二天一早，他又為年輕的僧人們講授佛教的課程。我見他一身世俗的裝束，卻在寺裡面主事，心生疑惑。於是我乘他閑下來的時候，與之攀談起來。老李的話匣子一打開，就把自己的身世講了出來。他自幼出家在南華寺當小和尚，由於聰穎好學很得老方丈的賞識。在60年代初，全國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的時候，他也主動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後來還成了全國有名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被選去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還給我找出了當年的照片剪報，那時候他還是身穿袈裟手抱著毛主席著作的漂亮小和尚。後來，「文革」開始以後，造反派來南華寺「破四舊」的時候，他還俗了……講這些往事的時候，他面帶懺悔。我問他：「你將來還會重新剃度嗎？」他告訴我：他現在已經有了老婆孩子，要照顧家庭，但佛教講「我佛在我心中」。禪宗六祖就是在日常的劈柴、碓米的勞作中修行悟道的……他送給我一本《六祖壇經》。我回到廣州以後，老李還給我寄來一本《向知識份子介紹佛教》的書。

　　在廣州，我採訪了剛被平反的廣州美術學院的老師李正天。他曾在1974年與幾個朋友合作寫了《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貼在北京路的鬧市，引起了很大的風波。他曾被迫參加了100多場對他進行批判的群眾大會。他在批判大會上的雄辯滔滔，在廣州的市民和工廠的工友們中間成為街談巷議的佳話。後來，他被關進了監獄，又被送到粵北礦山勞改……

　　通過他的介紹，我經常到廣州美術學院去聽講座。那時候，李老師正在研究藝術心理學和本體論。在他所在的105課室，我認識了楊堯、沈軍、司徒綿等教師；在他的家裡，我認識了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的張海兒和楊小彥。李正天老師在1986年在廣東畫院的那次人體畫展，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人體畫展了。在那次畫展上，我認識了後來成為廣東當代藝術的領軍人物王度、林一林、陳劭雄和張波等人。

　　我還採訪了畫家王肇民、林墉和漫畫家廖冰兄，都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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