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5)

五十五

　　1979年我有女兒了

　　我們分社的辦公室在海珠廣場旁的省僑辦的二樓，是在大堂裡隔成的一大一小兩個辦公室。小的是社長和副社長的辦公室，大的辦公室很密實地擺了二十多個辦公台，此外在樓道口的旁邊還隔了一個約十多平方米的暗房。分社裡大部分是五六十歲的老編輯，他們都是解放前或是解放初參加工作的老知識份子，都是一臉滄桑，其中有四五個曾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勞改過。他們為人謹慎、客氣、周到；在工作上刻苦、認真；對稿件中的每個詞、每句話都要認真核對。還有兩位比我大9歲和7歲的中年記者鐘征祥和方遠生，他們在「文革」前就當過記者了，業務熟練，各有專長，整天在外面跑，見多識廣，嗓門兒也最大。剩下的就是我和幾個比我小5到7歲的新手。我們攝影部發稿，要在當天沖出膠捲後印出小樣，交領導審批後，再放大成6寸照片，寄到香港，由香港分社分發到香港各大報館，並寄往世界各地的中文報刊。因此，每張發稿的底片，要放大8到10張照片，加上，每組稿件要發多個畫面供報館選擇，所以，一組稿子要放大幾十張，甚至上百張照片。在辦公室裡，裁紙刀「哐當，哐當」的聲音不絕於耳。

　　分管圖片報導的副社長簡捷，身材高大，溫文爾雅，是解放前香港「左派」報紙的名記者。他告訴我，1958年反右鬥爭的時候，他們單位的右派名額湊不夠，於是他自告奮勇地當了右派，哪知道右派還要被送去勞改。我們攝影組組長黃永照，是解放初從照相館的學徒工轉行進入中新社當記者的。他業務熟練，攝影技術精湛。剛開始時，我們攝影組只有四台剛從珠江電影製片廠取回的德國產的老祿來福萊相機，是「文革」初中新社解散時寄存在那裡的。鏡頭已經發黴了，我乾脆用我自己家的相機。我第一次採訪一位名人之前，我去請教一位老前輩，他告訴我：「你是記者了，臉皮要厚一點。」那次採訪的是誰，拍的什麼照片，我已經想不起來了，但是，我當時緊張得滿頭是汗的樣子我還記得。不久，已經調回北京中新社總社電影部的吳岳叔叔，帶著整班人馬來廣州拍一個紀錄片，片名叫《花城》。他把我借去當他的攝影助理。

　　《花城》攝製組一共有六七個人，編劇、導演叫王群青，是老僑委的老右派。他「文革」前曾執導了《長城內外》和《齊魯英豪》兩部記錄片，一部是介紹祖國大好河山的；一部是介紹山東的武術和雜技的。兩部片子都非常精彩，我曾在僑委大院看過。這兩部片子的攝影都是吳岳，據說當年在海外發行，大受歡迎。老王還告訴我：他被打成右派以後，就在中新社的一個小房間裡編香港的《良友》和《幸福》兩種畫報的稿子，圖片就由薛子江等攝影師去拍攝。老王曾經得過直腸癌，動過手術，肚子上要帶著導流的瓶子。我們攝製組的副攝影是錢濤，他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子弟，和我差不多大。他父親是當時鼎鼎大名的電影攝影師錢江。錢濤在一路上給我講了許多他們電影攝影行內的典故、竅門和規矩。他告訴我，他們電影攝影最講究按膠片的噶瑪曲線的趾部曝光的技術，我至今記憶猶新。

　　在《花城》攝製組的幾個月裡我對專業攝影的業務有了自信心，到底電影攝影的技術比新聞攝影的技術要複雜得多。臨別時，吳叔叔問我想不想去總社電影部，我婉言謝絕了。因為，電影牽扯的人太多，行動不方便，我還是願意作個走南闖北的獨行俠。吳叔叔還囑咐我說：「你還是叫『安哥』好聽，既簡單又響亮，你以後發稿時就把『安哥』當作你的筆名吧。」後來我才知道，我們中新社發稿，除了通稿以外，其他專稿都是用筆名的。

　　回到分社上班的時候，我才知道，分社已經從香港進口了幾套尼康相機，大家都已經分光了，每人三個鏡頭兩個機身。我只能「揀剩兒」領了一套理光的手動單反相機。那時候，萬次閃光燈還很稀罕。國產的又很容易壞，我托南洋的親戚幫我帶回來一個美斯牌的萬次閃光燈。

　　攝影部要分頭下僑鄉採訪了，我被分到最遠的梅縣山區當駐站記者。領導對我說：「你是黨員，要帶頭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雖然那時候我愛人正懷著身孕，但我二話沒說就去了。其實我知道，我豈止是黨員，我還多了個頭銜叫「高幹子弟」，在「文革」中，老百姓對高幹子弟一般都比較反感。其實，我爸對我們也比較嚴格，我弟弟想托親戚的關照去美國留學，我爸都嚴格按照中央當時的規定，沒讓他去。安弟後來考上了廣州的暨南大學工業經濟系。

　　在此後的兩年中，我先後在梅縣住了8個月。因為路遠，交通又不方便，我每次去梅縣都要住兩到三個月才能回家。我那時相信「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才能見到最真實的生活，我還相信，到我們這一代，「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美事是不會再有了，做啥也得靠真本事。

　　那一年，1979年12月10日，我的女兒出生了，6斤，很壯實，大眼睛像小萍，臉盤兒像我，很漂亮的。可是郭曉鳴來看了卻撇著嘴說：「唉！怎麼這麼難看，她身上長了這麼多毛。」真是各花入各眼，我原來見到別人的小孩也沒覺得怎麼樣，可是自己的孩子感覺就是不同。郭曉鳴他不懂，我女兒身上的那叫胎毛，將來會褪去的。我和小萍還有安弟想了一個晚上，給她起了個名字叫：彭萊影。一是寫起來好看，二是和攝影有關，三是萊草不嬌氣。我的女兒越長越漂亮，鄰居們都說：「他們這一代，將是最幸福的一代。」我說：「未必，一代有一代的難處。」

　　我在梅縣想家想孩子的時候，就寫信給小萍，像當年在西雙版納常給我媽寫信一樣。我在梅縣採訪的時候，經常頂著大太陽騎單車去鄉下。有一次渾身出了很多汗，到了村子裡，當地人給我端上了泡得很濃的茶，我喝了以後就頭暈噁心。當地人告訴我：這是醉茶了。由於有那次醉茶的經歷，我至今沒有學會喝茶的習慣。廣東的天氣比西雙版納還要悶熱。有一天，我正舉相機拍照的時候，聞到一股萊影的味兒，我用鼻子聞來聞去，始終找不到氣味的來源。我以為是想家而出現的幻覺。可是如是多次，過了幾天我終於找到了：是我的手錶錶帶被汗水漚出的氣味，和萊影脖子上的味兒是一樣的。

　　說到萊影我還忘了說一個人，她叫馬美錦，我們叫她阿錦，大約30歲，中等個兒，長得很瘦，臉色有點憔悴，話不多，說的是臺山話。在她來我家之前，我們通過朋友介紹已經先後請過三個保姆，都不合適。就在萊影出生的兩天前，阿錦通過小萍的同事介紹，來到我家。她來到我家的第二天晚上，半夜三更小萍的肚子疼，阿錦說可能是要生了，要趕快去醫院。雖然離預產期還有好幾天她還是堅持送小萍去了醫院。當時我還在蒙頭大睡，什麼也不知道。等到7點來鐘，阿錦把我叫醒，讓我吃了早餐就把一包小萍急需的東西送到醫院去。9點多鐘，小萍就生了，是順產。

　　小萍和女兒回到家裡，阿錦就忙起來了。好在每天中午，小萍的嫂子都從單位趕來我家幫忙，並給我女兒洗澡。

　　自從阿錦來我們家以後，她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家長了。每天，她都背著萊影去菜市場，跟菜販子討價還價，幫我們省錢。回來的時候，她的背上常常被萊影給尿濕了。她還教萊影唱兒歌，萊影唱的兒歌都帶臺山口音。我們每天吃什麼補，吃什麼清涼去火，大部分都是她拿主意。有一次我肚子疼，她就到鮮草藥店買了幾分錢的鮮草藥給我煮了喝，我的肚子很快就不疼了。阿錦在我們家做了四年。

　　那時候她的弟弟在廣州上學，她是為照顧弟弟才從鄉下來到廣州的。有一次，阿錦告訴我，她弟弟想學照相，我說：那沒問題。她弟弟叫馬亮照，挺俊朗、挺斯文的小夥子。我教他照相，並教他用我的暗房放大照片。馬亮照後來畢業分配到佛山市，阿錦也去了佛山打工。她現在仍然常來廣州看我們，萊影也和她特親。我始終覺得，阿錦的到來，是上天對我們家的眷顧。

　　阿錦特別要強，當年我給她加兩塊錢工資，加到20塊，她死活不肯要，把那兩塊錢放在菜金裡了。說來慚愧，我和小萍那時候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就是80來塊錢，我爸每個月還得從北京給我們寄20塊。我記得，他好像一直寄到1985年他退休以後。那時我的工資已長到了60多塊錢了。我可能是新中國第一批「啃老族」。

　　萊影長得健康活潑，大大的眼睛，人見人愛，她一學會走路，就常到鄰居家串門兒。有一次，我從梅縣出差回來，風塵僕僕地背著行李走進家門，只見鄰居們正在逗萊影玩兒。鄰居李桂芝指著我對萊影說：「叫叔叔好！」萊影乖乖地大聲叫：「叔——叔——好！」滿屋子的大人小朋友都笑了，我也苦笑著把肩背上的行李和相機卸下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