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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走後門當上了攝影記者

  1978年,按中央的說法是「撥亂反正」的一年;按政府的說法是「百廢待興」的一年;而民間的感覺是躁動的一年。全國上千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加上他們的家長,得有上億人;再加上「文革」中因種種冤假錯案被「清理」回鄉的家庭;還有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和邊遠的「三線」廠礦的國家幹部及大學畢業生,還得有數千萬人,他們都在要求「落實政策」。其實他們共同的基本要求就是家庭團聚、親人團聚。而幾億農民的要求可能更簡單,不過就是允許他們私人多養兩頭豬、多養兩隻雞,還有開放自由市場讓他們能用自己種的菜、自己養的雞去換回點食鹽和日用品。我爸說:他在粵東農村參加工作隊搞「基本路線教育」的時候,曾邀請當地老農開座談會。老農們也不怕領導「上綱上線」了,發牢騷說:「我們都不會種地了,只有革委會主任會種地。什麼時候播種、什麼時候插秧,他用大喇叭叫就行了。」

  中央的人性化的政策還要等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將大局定下來之後才能逐步出臺,例如平反冤假錯案的政策、知識青年回城的政策等等。但是,由於社會政治的鬆動,人們都已經開始找回早已失去聯繫的老領導、老同事、老同學、老戰友甚至是老鄰居,相互關照,相互安慰,互通資訊,相濡以沫,借用「四人幫」形容老幹部的話叫「彈冠相慶,蠢蠢欲動」。那時候,再「愚忠」的人也能看出來:中國不可能再那樣下去了。除非是在「文革」造反中獲得既得利益或權利的人。

  那時候,全國的機關、學校、工廠都在恢復工作,恢復生產,到處都在要人,都在招工。正門不通,後門當然大行其道。不過,那時候的後門可不像現在這麼鬼鬼祟祟,又是紅包,又是送禮的。當年走後門講的是同病相惜,那可是理直氣壯的。

  自從中僑委將改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恢復建制的消息傳出以後,老僑委的幹部們就奔相走告,興奮異常。他們自從江西的「五七幹校」解散以後,就被分配到全國各地了。有到廣東、福建的,也有分到湖北、湖南、河北、江西的,老同事久未謀面,見面以後,自然格外親切。中國新聞社是僑務系統屬下的國家通訊社,「文革」中被合併到新華社了,如今恢復建制的主持者自然是老社長張帆和吳江等人,他們都是老革命、老報人了。他們也是我爸的老戰友、老同事。1958年,我爸被打成「右傾分子」的罪狀之一就是保護、包庇中新社的這些老同志的右傾言行。所以,在中新社的重新籌建的過程中我爸曾向他們二位講了我想進入中新社廣東分社當攝影記者的請求。我還去找了吳岳叔叔,他是原中新社電影部的電影攝影師,是泰國歸僑,是從小看著我長大的「老僑委」。那時他已經從江西「五七幹校」分配到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當電影攝影師了。我爸在廣州的時候,曾帶我去吳岳叔叔在海珠路的家裡做客,並請他幫我點評影藝。我這次去,他帶我去正在籌建廣東分社的社長張寶鏘的家。張社長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報人,是曾參與建國初期中新社建社的老人兒,他已經有60歲了,雖然很瘦,但精神矍鑠。張社長和吳岳叔叔是老同事了,他很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並聽了吳岳叔叔向他推薦我加入中新社廣東分社當攝影記者的介紹,還收下我帶去的攝影作品。

  好事多磨,我1979年4月才正式進入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當上了攝影記者。那時,我整整是32歲,我入行雖晚但正逢其時,那年頭時興「自我設計」,我是打算把32歲當23歲來過,把耽誤的青春追回來。我想做個有一技之長的人,不作「萬金油幹部」,也不爭「先進」。當然,不爬行政的階梯肯定會受許多的委屈,甚至有時候還要被迫「奮起抗爭」一下,但我賠得起,咱別的長處沒有,就是這條命不值錢!我還相信:自古文章憎命達。

  攝影記者的工作我羡慕已久,但是我的好朋友趙大軍給我潑冷水:「安哥,幹了專業攝影的人往往就不喜歡照相了。」我說:「我不會的。」

  我曾經在西雙版納疆鋒五隊和我們55個同學一起接受過某中央級畫報的記者組的採訪。當時他們對我們這些俊男靚女的生活和工作並不感興趣,把我們組織到操場上、茅草屋邊,圍坐在一起看毛主席著作,擺好姿勢給他們拍照。那時候的報刊和畫報上所看到的照片都是為政治宣傳服務的刻板圖像,它們和我們身邊千姿百態的生活、各式各樣的人物以及豐富多彩的人生悲喜劇,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中新社雖然也有各種各樣教條的束縛,但是比當時國內主流媒體要寬鬆很多,因為我們是對海外華僑港澳的報刊雜誌供稿的,如果稿件宣傳味太濃,擺出「我黨、我軍、我國人民」的架勢,人家就根本不用,那樣就等於白乾了。建國初期中新社剛成立時候,是由一些海內外的許多著名報人擔任理事和編輯記者的。由於我們的任務是為港澳華僑服務,所以它雖然也是中國兩大國家通訊社之一,但前輩們已確立了「以民間面目出現」的宗旨;新聞寫作中講究「有贊有彈」。在「文革」前,我們不報導政治運動,主要關注中華文化、大好河山以及名人和僑鄉的百姓生活。而且我們中新社的記者編輯每天可看到世界各地四十多份華文報刊,對我開闊眼界以及後來能夠得風氣之先,也是個很有利的條件。

  22年後,2001年,經領導鼓勵,我辦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續。哥哥不是吹牛皮,我22年前的自我設計基本都實現了:我沒有當過官,沒有評過職稱,54歲退休的時候還是個「科級記者」,在我們這一行,只要入行轉正以後,就是「科級記者」。其間我當然會遇到許多委屈,但有我在西雙版納7年生活的經歷墊底,這些委屈對我來說,只不過是小菜一碟。在工作中,我已經把「以民間的面目出現」蛻變為了「民間的立場」,我的鏡頭始終保持著民間的視角。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在此後的攝影和策展中能有一定的成績,除了得益於專業技術的磨練和文化知識的積累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民間立場」的堅持。

  哥哥不是吹牛皮!我至今仍然喜歡攝影,還有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總能拍到一些很棒的照片。我總能夠在攝影中發覺更多的趣味,所以,幹攝影,我不覺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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