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2)

五十二

　　1976年的廣州

　　1976年，廣州的高壓政治空氣更淡了。常有朋友從北京或雲南來廣州，他們總能帶來一些小道消息。「四五」運動，我們已經聽說了，但廣州沒見什麼動靜。兩個月後，兩位北京原僑委大院的朋友先後來廣州探親。先是薛永康，他是著名風光攝影家薛子江的兒子；後來又有粘偉強，是印尼歸僑子弟。我們是小時候在一個大院一塊兒玩大的。他們把一包底片交給我，並且告訴我，這是他們拍攝的「四五運動」的底片。他們說，北京查得很緊，這些底片是偷偷藏在暖水瓶膽裡，才把它們保存下來。當時廣州可沒那麼緊張。正好我已經在家裡裝好了一個暗房，他們把底片交給我保管以後，我就在家裡挑著放大了幾十張。這些照片，紀錄了天安門廣場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情況和四月五日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後來，薛、粘兩人都移民去香港了。1978年，中央給「四五運動」平反了以後，他們將照片和底片取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的專刊上發表了。那份專刊薛永康還送給了我一本。在發表那些照片時他們仍沒敢用真名，而是用的化名。

　　我在廣州第一個攝影朋友可能就是趙大軍了。我們是通過李新民認識的。趙大軍比我大一歲，是「文革」前北京工業大學大一的學生。他為人低調，長得又高又瘦，那時在廣州科研單位工作。他的專業是光學，所以他對相機鏡頭的性能瞭若指掌。他給我們講起攝影化學來，也是頭頭是道。我對膠捲的伽瑪曲線，以及化學藥品的化學純、分析純等等的瞭解都是從他那兒學來的。我在我們單位給他車了幾個標準砝碼，還把他的天平調高了精度。

　　我們三個朋友，經常起大早騎單車上白雲山去拍照。他們倆經常是四點來鐘就騎著車從東山來到泰康路我家的樓下，站在街當間兒扯著嗓子喊：「安——哥！」我一邊答應，一邊穿上衣服、背上相機跑下樓去。我知道，今天一定是拍風景的好天氣了。到了白雲山，我們就邊拍照邊推車上山。到了山頂拍了晨霧，又拍日出。等到天大亮了以後，我們再騎車下山，然後分頭趕在八點之前回單位上班。有一個星期，我去了三趟白雲山，趙大軍去了五趟。我這三趟一共才拍了五張135的底片，在暗房裡把拍過的底片抽出來再剪下來，沖洗、放大，然後拿到趙大軍家裡，我們各自擺出自己的作品相互品評。我們雖然是一起去拍照的，但每個人拍的照片都不同。

　　我們後來去過兩次清遠縣的飛來霞。最遠還去爬過湖南的衡山。

　　趙大軍告訴我，在「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就坐在學校的大樹下看書；到「大串聯」的時候，他和幾個同學一起去遊歷名山大川，一路上有個同學講起那些名勝和它們的典故，如數家珍。談到攝影，他喜歡薛子江的風光；喜歡黃翔拍的黃山；喜歡蔡俊三的靜物……後來經薛永康的介紹，我們去拜訪了蔡俊三。蔡俊三是30年代就很著名的攝影家。1977年他已經80多歲了。老先生在上世紀40年代和薛子江等攝影家是香港沙龍攝影界的佼佼者。上世紀50年代，薛子江在大陸的中國新聞社任攝影記者，蔡俊三也在廣州定居了。他的家在廣州大沙頭碼頭附近。在他家裡，我們看到了他的許多風光和靜物的攝影作品，他還拿出許多當時剛剛出版的香港《攝影畫報》給我們看。這在當時的內地，是很難得見到的。那時候，國內的報紙上的照片都是那種「假、大、空」的「為政治服務」的照片。看到陳複禮、簡慶福等香港沙龍攝影家們的作品，真是耳目一新。我們還聽蔡老先生講了一些他們這一輩的香港沙龍攝影師當年的一些趣事。那應該是上世紀40年代中，抗戰剛結束時，香港有一班火車，早上6點20分從尖沙咀開往新界。這幫攝影師每天就乘這趟火車到新界的鄉村和海邊去搞創作，8點多鐘他們又乘回程的火車趕在9點鐘之前回公司上班。當時他們號稱自己是「六二○部隊」。

　　通過《攝影畫報》，我也知道了它的出版人陳複禮。陳複禮先生是越南華僑，也是個成功的商人。1960年他創辦了香港《攝影藝術》雜誌，1964年創辦了《攝影畫報》雜誌。在當時，做這麼精美的攝影雜誌肯定是要賠錢的，可見陳先生「發燒」得夠可以的。他和當時的執行編輯麥烽以及潘日波、羅蘇民、簡慶福、黃貴權，還有邱良、馮漢紀等攝影師，把當時香港沙龍攝影的氛圍經營得特別溫馨而文氣，至今都讓我很羡慕。特別難能可貴的是香港沙龍除了文人畫意的傳統以外，還有以法國攝影家布勒松提倡的「決定性的瞬間」主導下的紀實攝影的傳統，他們的鏡頭也關注民生和市井生活，尤其是陳跡、麥烽和邱良等人的作品頗顯功力。我至今還記得他們拍的漁家生活、工業展覽會和香港鬧水荒時的百姓等照片。可以說，那時候的香港是中國攝影界瞭解外部世界的重要管道之一。在八九十年代，在香港的畫意攝影影響下的內地主流攝影，如今看來多了許多豔俗、唯美、商業氣息和匠氣，少了那份文氣和關注民生的情懷。這都是後話了。

　　1977年的春季廣交會時，我爸爸告訴我：他的朋友、港商陳複禮是世界著名的攝影家，要我帶上作品去向他拜師學藝。在東方賓館，陳複禮先生耐心地給我指出作品中的不足之處，並給我以鼓勵。改革開放後，因我父親和陳複禮都是政協委員，常常見面，我也有機會不斷看到陳複禮先生的最新大作，如《井岡山》、《黃山》，還有後來的《九寨溝》等。

　　我就這樣玩起了沙龍攝影。那時，搞風花雪月的攝影還有「小資產階級情調」、「自由化」之嫌，正統的攝影展覽和國內的報紙上的照片都是那種「假、大、空」、「高、大、全」的「為政治服務」的照片。

　　毛主席去世後不久，從北京和香港來的小道消息越來越多。朋友們串門的頻率越來越快。直到有一天，我的小哥們兒郭曉鳴、胡龍沙、徐立昕（外號老傻）、李新民（外號老土）等來到我家，很神秘地把門先關好，向我們全家告知一個重要的消息：「『四人幫』被抓啦！」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兒的。當時，我媽剛從北京搬來，她還很害怕，生怕我們說話的聲音大了，被外人聽見。我爸只是聽著，不說話。我和我弟弟都非常興奮。朋友們告別我家以後，又騎車去別人家「傳播小道消息」去了。

　　沒過多久，小道消息真的變成大道消息了。全城的老百姓都上街遊行慶祝，我家樓下的泰康路上人頭湧湧……

　　我記得是第二年的春節，廣州全城的老百姓都在放煙花、爆竹，天空都被映照得紅彤彤的了，那叫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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