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1)

五十一

　　修理工、批林批孔、自由搏擊

　　到了1975年的9月份，經過半年多的「待業」，我終於進了廣州測試分析研究所當修理工，地點就在河南靠近鶴洞渡口的南石頭。能找到這樣的工作很不容易，一是我希望去當工人，不願坐機關，二是我想學一門手藝。

　　研究所裡有很多技術員，這些技術員中有不少是從北京大機關調回來的。他們已經三四十歲了，在北京也工作好多年了，北京的機關宿舍按說也不錯，但是他們都執著地申請了很多年才調回廣州。我們單位那時還沒有宿舍，他們都住在自家老房子，有些甚至幾代同堂擠在一起，但是他們還是喜歡廣州，不願意留在北京。除了氣候原因，主要還是在廣州跟港澳和海外的華僑聯繫方便，他們往往都是僑眷。此外廣州的社會和文化氛圍和北京不一樣，北京的政治空氣太濃了，廣州這裡的市民社會的風氣更濃些。這一點，我是在廣州生活多年之後才體會到的。

　　機修班人不多，每個人幾乎都是不同的工種。我學了修天平。研究所進了車床和銑床後，所裡就派我到電影機械廠學習開銑床。我的師傅姓鄧，他話不多，而且完全不會說普通話。他是廠裡最好的銑床師傅，是八級技工。電影機械廠在六榕寺附近。工廠裡是三班倒的，我一直都跟著鄧師傅的作息時間。他那種專注幹活的勁兒真是讓人佩服，他對每一個工件的尺寸是一絲一毫地去量的，那種專業精神透著一種尊嚴，跟他一起幹活我覺得挺踏實。我們那一代很多人回城後都不願再去爬那滲透在各個行業中的「官本位」的行政階梯，而想學一門手藝，做扎扎實實能看到成果的工作。很多回城的知青，無論出身如何都願做工人，覺得這樣踏實。

　　跟鄧師傅學了三個月後，我回到研究所。把新買進的銑床調試好了之後，親手設計製作了一個銑頭，拿回去給鄧師傅看。雖然我那個銑頭工作起來還有些震動，但鄧師傅還是向其他的徒弟很得意地表揚了我。

　　因為研究所的人員住房都很困難，我們單位在淘金坑開始搞基建，建新辦公樓和宿舍樓。那裡是廣州的老墳場，我在挖地基的時候挖到了一些骷髏和一個玉鐲。那玉鐲我交給了單位，鎖在保險櫃裡了。據說在「文革」武鬥時，淘金坑一帶也打死過人。

　　不久，我被單位辦公室抽調去宣傳「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在壁報上將鄧小平的言論與「四人幫」的言論一一對比列出來。很多人看見都沖我笑，知道我不懷好意，但也沒人說什麼。

　　我工作一段時間就強烈要求回到車間。可能是因為我的心已經跑野了。我還去考了個蹬三輪車的牌照，然後跟著所裡的採購員到郊區的新市等地去拉鋼材、鋁錠，以及各種化學藥品。那段時間，我也熟悉了廣州的大街小巷。

　　廣東和香港有天然的、傳統的聯繫。1976年，廣東有很多人偷渡香港。在廣州的珠江上，還有大金鐘水庫上，以及在清遠縣的西江飛來峽，到處可見背著個球膽或輪胎練習長距離游泳的年輕人。他們都冠冕堂皇地打著回應毛主席「到大江大河裡去鍛煉」的口號，但人人都知道，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為了偷渡到香港而做著準備。

　　在廣州，除了練習長距離游泳以外，也有很多人練習自由搏擊。我由於早年練過武術，想重新撿起武術的功夫。就通過胡龍沙找到海珠區公安分局的員警劉中原，他的樣子精明幹練，體形健美，對技擊格鬥和各種槍械都很精通，後來還當上了市公安局的射擊教官。通過他的介紹，我們認識了廣州重型機械廠的一個叫袁百旺的工人。袁老師是個退伍兵，他在重型廠的師傅叫蔡雲，蔡雲又是他的業餘武術老師。蔡雲老師是嶺南著名拳師黃嘯俠的弟子。那時候，中國的武術比賽和教學都是表演性質的，武術的技擊部分是不列入正規的武術教學大綱的。但袁老師偏偏迷上了自由搏擊。於是他私下向蔡老師學習自由搏擊，又和社會上的一些工友和同好經常聚在一起切磋技藝並收了幾個徒弟。每天放工以後，他們就在工廠旁邊一間小學的操場上練武。重型機械廠就在我的單位隔壁，於是我們幾個朋友也經常去袁老師那裡學習自由搏擊。

　　我的大弟弟彭安弟來廣州探親的時候，也曾和我們一起練過。他那時病退回到北京，在先農壇體育場拜大成拳的掌門弟子姚宗勳為師。大成拳是民國時代著名的拳師王薌齋創立的，以技擊而名聞天下。安弟以前和我一起學過拳，「文革」的時候在北京還學過拳擊，有一定的基本功，所以很得姚師傅器重。

　　我們練習自由搏擊所用的護具是工廠裡用的勞動手套。袁老師還用牛皮做了兩個護襠。光是自己人對練嫌不過癮，袁老師就去約別的圈子的朋友比武。我們比武一般在重型機械廠附近，還去過越秀山、荔灣湖等地，也到過新滘的鄉下。那時大家純粹是以武會友，並沒有聚眾打架。比武時，兩幫人各出數人一對一地輪流對打。我沒敢上過，只是在旁邊拍照。徐力昕的外號是「老傻」，在中山大學中文系剛畢業，分到《廣州日報》當記者。他長得膀大腰圓。雖然視力不大好，但他上場比武還打得挺棒的。

　　有一次，我們這幫人約了另外一幫人，在荔灣湖比武。上場都是單打獨鬥，完全不戴護具，打得很激烈。其中一對，對方的鼻子被打出血了，衣服也撕破了，還在頑強地死纏爛打。圍觀的人們也興奮地給他們叫好打氣，我就在旁邊抓拍了一張照片。剛拍完，就有人喊：「員警來了！」我們呼啦一下全跑散了。跑到公共汽車站，剛才交手的雙方選手還握手告別，對方的選手邊抹鼻血邊與他的對手說：「下次再打！」

　　後來聽說，對方那圈子裡有不少人偷渡去了香港，有些還成為當地黑社會的「省港旗兵」。還聽說有些人偷渡不成被抓回來了。

　　時隔不久就聽說香港拍出了一系列電影，叫《省港旗兵》。我拍的那張照片，成為廣州在那個特殊年代的一種記憶。

　　我們袁老師可沒有偷渡，後來他的老婆孩子都投靠親戚移民到美國，他也沒有走。在1980年全省舉行第一次自由搏擊比賽的時候，袁老師是廣州市的召集人、教練。他至今仍在廣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宮的體育館裡教拳，還是廣州新東方武術總會的主要召集人之一。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