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0)

五十

　　我父親長期在汕頭蹲點參加「基本路線教育」工作，家裡就我一個人。有一次大家到我家過組織生活。我家住三樓，樓層也比較高，所以在我家視窗可以看到珠江一帶的風景。我家的南風窗很大，基本上用不著吹電風扇，就很涼爽，大家都很願意到我家來。支部還有任務幫街道工廠做賬務的整理和核對，他們經常搬帳本到我家來核對，說是來「歎南風窗」。

　　我回城以後，最當務之急就是搞一個暗房。正好我爸他們機關給派了兩個木工，幫我們的新家做傢俱。這兩個木工都是歸國華僑，他們的手藝比我們西雙版納的知青的手藝可漂亮多了。他們做的是當時最流行的捷克式傢俱，線條簡潔，輪廓分明。他們還幫我在客廳裡隔了一個有五六平方米的儲物間兼暗房。在做傢俱的時候，我跟他們聊了華僑農場的情況，他們那裡的情況要比我們西雙版納好得多，但他們也有很多牢騷。

　　暗房搞好了之後，我在北京路買了一個五十多元的國產的放大機。我去西雙版納時舅舅送給我的相機上的鏡頭已經發黴了，擦一擦還能當放大鏡頭用。我爸在汕頭托朋友買了西元廠生產的稱斤賣的相紙邊角料。於是我在家裡放我家的老相片。我自從離開家去了西雙版納之後，就對家裡的老相片更加情有獨鍾，經常打開我帶去的相冊來看。以前的相片都很小，這一次我把相片都放大了。我的放大技術也逐漸成熟，我可以在紅燈下看出這些邊角料相紙的藥膜塗布哪裡不均勻，以便裁紙的時候把它裁掉。

　　我在廣州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父親戰友的孩子郭曉鳴、王江洲、郭練和他們的朋友胡龍沙、徐力昕、李新民以及他們的兄弟姐妹們。他們大部分也都是剛從海南島的農場回城不久。我們有很多共同語言。那時候，我家成了大家活動的據點之一：一是因為我爸經常不在家；二是我家有一部26寸的德國產「德律風根」牌的黑白電視機，是1973年，我八叔、八嬸來探親時送的。那時這名牌大電視在廣州還是獨一份，不過它的制式和中國的不一樣，郭曉鳴找到廣州電視機廠的工程師朋友來修了幾次才搞好。我們常一起看足球賽，那時候，好像正轉播世界盃的比賽，看比賽的時候，只聽得我們家裡大呼小叫的，可熱鬧了。

　　郭曉鳴家也是我們經常聚會的地方。他比我小一歲，是屬鼠的，所以他的外號叫「老鼠」。他長得其實很英氣的，眼睛大大的很有神氣，腰板挺得直直的，下巴中間有一顆痣，就比毛主席的痣偏了一點點兒。他爸叫郭淩，也曾是馬共的，後來回國在新四軍參加抗日戰爭。郭叔叔和魏阿姨以及他們家的六個子女都很好客。

　　剛來廣州那幾年，我還常和與我同時從西雙版納東風農場回城到廣州的朋友楊國瑜和楊建瑜兩兄弟一起玩兒。他們住在沙河頂的一個大院裡。院裡住著一群小孩，他們的父母都是公派到香港中資機構工作的幹部，所以，他們通過父母從香港帶回的報刊和雜誌，瞭解很多香港足球界的明星。那時候，香港足球隊曾由霍英東帶隊到內地巡迴比賽，所向披靡。只在上海小輸一場。那時的廣東隊也很棒，我們常去越秀山體育場看足球賽，尤其是有容志行、古廣明、何佳的比賽，我們都去看。他們的球踢得既聰明又漂亮，比現在的「中超」好看。我記得好像是1975年，剛在前一年拿了世界盃冠軍的德國隊來廣州比賽，被廣東隊贏了。雖然他們的主力球員有幾個沒來，但那也讓廣州的球迷「瘋」了好長時間。尤其是廣東隊那位表現神勇的守門員，當時受傷被抬下場，更讓廣州的球迷們揪心了好長時間。小道消息還說他傷重不治，去世了。直到有一場比賽前，他出現在場邊的候補席上，全場幾萬觀眾起立為他鼓掌歡呼。

　　惡補「禁書」

　　郭曉鳴見我沒有事幹，於是就通過朋友從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圖書館給我借來了很多書，有托爾斯泰、契訶夫、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小仲馬、夏洛蒂姐妹的；有《安娜卡列妮娜》、《戰爭與和平》、《斯巴達克斯》、《高老頭》、《茶花女》、《脖子上的安娜》、《葛朗台》等等名著。我看書看得如醉如癡。

　　在等待分配工作的8個月裡，我看了很多書。這些書在當時還算禁書，但社會空氣已經開始鬆動了。那時，小道消息傳說江青喜歡看《基度山恩仇記》、《簡·愛》、《紅與黑》和《亂世佳人》，朋友們借不到，我父親就托香港的親戚朋友，通過特殊的管道帶進國內。於是，這幾本書就在朋友們之間傳閱，等書回到我手上時已經殘破不堪，甚至書皮也不見了，又被重新包裝了一下，換了書皮。

　　從1975年到1979年，我惡補式地看了很多書，這些書還有一個來源就是在北京路的高幹特供書店。我第一次跟著我爸走進那書店，看到滿書架都是在新華書店見不到的好書的時候，我興奮得幾乎笑出聲來。在那裡我買到了《第三帝國的興亡》、基辛格的《選擇的必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海軍戰略》、《第四次中東戰爭》、邱吉爾寫的回憶錄，以及《拿破崙傳》，還有蘇聯小說《你到底要什麼》、《多雪的冬天》等等。

　　我上學的時候，我媽不讓我看小說，說那是閒書。而且她說她不喜歡搞文藝，在延安的時候，組織上曾經因為她唱歌唱得好調她去搞文藝，和王昆他們一起去唱歌，她都沒去。她還告訴我，在延安，曾有一部蘇聯小說《第41個》，是講一個蘇聯女戰士在一個小島上看守41個俘虜，她愛上了其中的一個敵軍的軍官。後來，敵軍的軍艦來到這個小島，俘虜們都向敵軍的軍艦逃去，這個女戰士忍痛開槍打死了她的情人。當時在延安曾批判這部小說有資產階級人情味。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文學作品更進行了大批判。那時候，我是個聽話的孩子，所看過的文學作品就只有魯迅的作品和《歐陽海之歌》、《紅岩》、《豔陽天》等紅色小說。可是到了1975年，我們看「資產階級文藝」的小說已經沒有一點「警惕性」了，而且這些小說中講的故事和其中的「人情味」與我們的生活經歷顯得那麼親切。那時候，曉鳴還經常可以搞到在廣州法政路的市委禮堂放映的「內部電影」的票，都是西方的大片，好看極了。我現在還記得有一部電影叫《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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