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9)

四十九

　　下篇

　　⒐ 回城，成家

　　辦城市戶口

　　自從1973年以後，中央在江西的許多「五七幹校」都陸續撤銷，幹部重新分配工作。中僑委在「文革」時已被撤銷，中僑委的幹部在「五七幹校」解散以後都被分配到全國各地。我父親從江西「五七幹校」來到廣東，我母親回北京，在她原來的單位——華僑旅行社工作。

　　中美關係改善，尤其是尼克森訪華以後，國際上對中國的封鎖鬆綁了。1973年，我爸來到廣州以後，我的八叔八嬸從新加坡第一次回中國探親，那時我還在西雙版納，沒見到他們。我媽後來告訴我，我奶奶在馬來西亞去世了，享年95歲。我爸為等了30多年也沒能和我奶奶見上一面而倍感傷心。我八叔把他在我奶奶的葬禮上拍的彩色照片送給了我們一套。因為我奶奶為人善良，深得鄉親們敬重，而且她兒孫滿堂很有福氣，所以，來參加葬禮的人特別多，大家都希望沾帶些福氣回家去。在廣東，我爸陪我八叔八嬸先回廣東揭西老家為祖先掃墓，然後我媽又陪他們遊覽了北京。我媽說他們送給我們家一部大的黑白電視機，還有外國的布料。作為回贈，我媽把我外祖母的一套有鳳凰花樣的首飾送給了他們。我媽後來說：「他們到底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一路上他們總在說：『大陸的人工真便宜。』還合計著在大陸開什麼樣的工廠好賺錢。」

　　1974年初，我請了探親假來到廣州，我家住泰康路的騎樓上，樓下就是公共汽車站，每當汽車進站出站，我的床都會感到震動，但我睡得特別香。在西雙版納的時候，夜晚雖然萬籟俱寂，安靜而且涼爽，但我總覺得心慌。我終於感覺回到家了。

　　我爸在廣州有好幾個從馬來西亞回國的老戰友。劫難之後重新回城安家以後，大家經常互相串門。他們聊的內容，從「文革」中的個人的命運一直聊到幾十年前，當他們風華正茂之時參加革命的往事。尤其讓我感到特新鮮的是，此時老幹部之間特別珍惜橫向的、朋友的、戰友的聯繫。在此前中國20年的政治運動中，由於人人自危，生怕有政治的牽連，所以，這種橫向的聯繫越來越少，只是在本單位從上到下的聯繫。而這時不僅是老幹部之間互相來往敘舊，老百姓也一樣，尤其是上山下鄉的知青都是多年不見，見面後的那種親切感真讓人感動。我到北京探親時，我媽和同學們的父母也成了好朋友，時常相互串門、互通消息，想辦法把子女調回來，安排工作。我印象中，後來所謂「拉關係，走後門」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興起的，不過那時候可沒有那麼多送禮的。大家相互幫忙，同病相憐的成分是主要的。

　　我爸剛到廣州工作時，住在三元里的華僑旅行社招待所。他雖然是外辦的副主任，但每天到海珠廣場上班時都是騎著單車上班。後來他才被安排到緊鄰北京路泰康路76號，是一幢老的華僑房產。北京路是廣州最旺的地方，尤其是它與中山五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最熱鬧，旁邊有財政廳的老西洋建築，有大百貨公司，有電影院，有著名的豔芳照相館，還有吃西餐的「太平館」。正好在我探親時，那十字路口鋪天蓋地地在四個街角都貼滿了大字報，標題叫《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署名李一哲，爭睹大字報的人流絡繹不絕。我在廣州新認識的朋友告訴我，省委組織寫作班子批判這個大字報，但李一哲不時有反駁的大字報貼出來，這件事當時已成為廣州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我回到西雙版納後幾經周折終於辦成了回廣州的手續。1975年初回到廣州，我趕快就去派出所辦戶口，泰康路派出所當時挺冷清的，我把材料遞上去之後，派出所的一位中年女幹警一看我的籍貫寫的是「北京」，就很不客氣地說：「你的父親是廣東人，你怎麼成了北京人了。回去改去！」她邊說邊把材料甩給我。我只好趕快把材料拿回來，用掛號信寄回西雙版納，托朋友到大猛龍派出所去改。擔驚受怕地又等了一段時間，更改後的材料寄回來了。我再去派出所，終於在廣州落了戶。但是，我一看戶口本，由於大猛龍派出所的人寫的「7」字是加一橫的，廣州泰康路派出所的幹警看成了「9」字。於是我從此在戶口本上就少了兩歲。但我不敢再去改了，生怕有什麼差錯就落不了戶了。想當年，我從北京去西雙版納的時候，把家裡的戶口本拿出來就去派出所辦了遷出的手續。我爸和我媽還埋怨我：這麼大的事，也不跟家裡商量就自己去辦了。7年之後，我可知道了城市戶口對我們有多麼重要了……

　　我對廣州的印象很好。城市乾淨整潔，東山的農林下路兩側都是高大的白玉蘭樹，開花時，滿大街都是清香的；那些西關人家，雖都是小門小戶，但個頂個兒的整潔，市民打掃衛生都是用水沖洗地板的；清潔工洗馬路牙子，都是用刷子刷的。在市區，基本上沒有蚊子，我家住在泰康路的騎樓上，夏天的南風很爽，晚上基本不用放蚊帳。可是有一天，我又發高燒了。我去醫院看病，醫生說是感冒，給我打針吃藥，但是我仍然高燒不退。我告訴醫生：「我可能是打擺子了。在西雙版納的時候，我每年都打一次擺子。」醫生給我化驗，但始終沒有發現瘧原蟲。在我的要求下，醫生給我打了奎寧針。很快，我的病就好了。後來，我爸托南洋的親戚給我買了一大瓶印尼產的奎寧片，我吃了很長時間以後，打擺子的病就沒有再犯了。

　　那時我的檔案材料都放在派出所，居委會就找上門來，說我是黨員，讓我跟泰康路第六街道辦事處的黨支部過組織生活。支部裡大部分是街道工廠退休的老工人黨員，大家每個星期輪流在各家過組織生活。我第一次去，是在一個老太太家，她家住的是騎樓，她腿腳不好，上樓時是四腳四手地爬上去的，但她很硬朗也很開朗，她房間裡也特別乾淨。開會時，她們講的話我基本上聽不懂。大家就在說話的時候，努力講幾個普通話的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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