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0)

四十

　　團醫院離當地唯一的中學——農業中學不遠，我們55個同學裡有幾個已調去當老師。我的同班同學劉安陽來西雙版納一年多後得了胃出血，胃切除了三分之二，那時也被調到農中當老師。我在住院養傷期間就天天去他那裡。那時全國正在準備招收工農兵上大學，上大學當然要參加考試。於是，我就住到他的宿舍裡複習功課。每天一起做「文革」前的高考複習題，做完一道題就立即相互對答案。雖然我們已經有六年沒摸過這些課本了，但重新拿起來，卻覺得更加熟悉了。經過在西雙版納的勞動，好像腦袋更清醒了。

　　劉安陽的父親是我國有名的地質學家。上次回北京探親時，我曾到他家去串門。記得他家住在前海北沿12號，門前就對著什刹海，我和安陽遊完泳以後，坐在岸柳下和他父親辯論。我們覺得通過上山下鄉將來讀書會更好，但他父親認為年紀大了對培養高精尖的學術人才很不利。那時我和安陽已經26歲了。

　　但沒過多久就發生「白卷先生」事件，東北有個張鐵生，考試時交了白卷反而成了英雄。於是工農兵大學生的招生就取消了文化考試。能不能上大學，全憑「群眾推薦」，當然最終還得領導拍板。我和安陽那一次都沒有能上大學。1977年「文革」後恢復高考時，劉安陽和林力都考上了北京大學，那時候，他們已經30歲了。

　　1973年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我媽交給我一封信，是廖承志伯伯寫給北京積水潭醫院的一位日本醫生的，請她幫我聯繫住院接手筋。在積水潭醫院，醫生給我檢查以後告訴我：手筋接不上了，只能動手術把指尖的筋抽下來固定在關節上。

　　在我住院動手術那段時間，認識了臨床的北京郊區的一位很淳樸、壯實的小夥子，他的右手被捲進鍘草機裡了。剛住進醫院的時候，他情緒很低落，經常看著自己失去右手的胳膊掉眼淚，但隨著傷口漸漸痊癒，我們倆聊天聊得越來越投機，情緒也漸漸恢復了。他是個朝氣蓬勃，很樂觀向上的人。

　　傷口痊癒以後，我的右手中指和無名指的第一個關節能吃上勁兒，但第二個關節一碰就像觸電似的發麻，好在食指的筋沒有斷，否則我就不能按相機快門了。不過，人的適應能力真的是很強的，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儘管我的手筋和腳筋都被刀割斷過，但現在除了不能吹笛子以外，幾乎什麼都能做。

　　我和楊麗萍同台跳舞陳凱歌來蹭夜宵

　　1973年，上級決定把我們五營和六營還有一營宣傳隊的骨幹抽調去團部宣傳隊。我們隊被調去的有八個小夥子。臨別的前一晚，舞隊的男一號，昆明知青余建新躺在床上興高采烈地講著以後的打算，這傻小子完全沒有意識到大家愁雲慘霧的心情。突然，張瞎子從床上跳起來，隔著蚊帳把餘建新劈頭蓋臉地罵了一頓。余建新和張瞎子都哭了……第二天一清早，宣傳隊的二十多人都沒有上工。送別的時候，大家都很激動，有的人還哭了，我們幫他們背著行李，一直送到大猛龍的團宣傳隊，幫他們鋪好床才離開。

　　沒過多久，我們五營宣傳隊就解散了。我和張瞎子把留下來的十來個男生和女生安排到機務隊、基建隊。我被調去營裡當青年幹事。有時團宣傳隊需要我時，我也去幫著排演節目。這裡我要說一句，無論在營宣傳隊還是後來在團宣傳隊，凡是寫了入團申請書的，我和張瞎子還有團宣傳隊的隊長上海知青張洛敏都不論出身全介紹他們入了團，前後有十多個。我當青年幹事的時候，除了參加打土坯、上山砍柴的勞動以外，主要是做知青的工作，見聞很多留待後面再講。

　　又過了半年，我也被調到團宣傳隊當隊長，我的同學仲永和當副隊長。團宣傳隊雖然也是業餘宣傳隊，但已經沒有生產任務了。團宣傳隊在大猛龍街子旁的山腳下，一個鬧中取靜的院子。東西是兩排磚瓦房，北邊是山，南邊隔著一條土路就是流入猛龍河的一條小溪。我見大家無論颳風、下雨、日頭曬，在院子裡練功排練很不方便，便組織大家上山伐木蓋練功棚。

　　我們進山砍樹的時候，下起了小雨，我帶著男生去砍做樑柱的大樹，因為有我們五營的老隊員華天礽和餘建新等老手，我們很快就把木料抬下了山。我讓潘駝背兒帶一幫女生去砍一些作椽子的小樹，她們走進森林後，螞蟥馬上就爬進衣服，用手掏進衣服裡去捉螞蟥，又當著潘駝背兒很不方便，非常狼狽。不過她們還是完成了任務。

　　練功棚是我設計的。為了不影響舞隊練空翻，我讓舞隊的隊長小楊翻了幾次，量了高度。中間的橫樑距地面要有兩米五高，我借鑒預應力的原理，把那兩根近十米長的橫樑向上拱，頂起支撐中梁的柱子，不僅高而且結實。那兩根梁是剛從山上砍下來，很濕、很重，裝上去可費了不少力氣。打榫鍪、釘碼釘等技術活都是我和潘駝背兒一起幹的；排練棚周圍還裝了竹子做的練功的把竿。蓋好的排練棚，既寬敞、又漂亮，還帶著木料和草排的香味，大家都誇好。這排練棚後來還兼了防震棚。那兩年雲南鬧地震，震中好像在通海、峨山一帶，聽說死了十多萬人。

　　最有意思的是，我們東風農場（也就是二團）有全套的銅管樂器，從小號、長號、大號、圓號到單簧管、雙簧管、長笛、薩斯風都有。原來這些銅管樂器的來歷還有一段故事。1949年解放軍13軍在解放南京時，俘虜了整個國民黨國府樂隊的全隊人員，從指揮到演奏員一個不少。他們隨即就加入了解放軍。隨解放大軍南下，一直來到了雲南。1958年他們就退伍下放到我們農場。這些樂器也就跟著他們來到了西雙版納的東風農場。我們宣傳隊的指揮和作曲余志剛還有第一小提琴手華天礽等人，曾經去小街的照相館找過那位當年國府樂隊的指揮，向他學習配器和作曲。他老人家那時常背著一部雙鏡頭反光相機到各個生產隊給大家照相。我們許多知青的相冊裡仍保存著他給我們拍的相片。30年後的今天，餘志剛和華天礽都成為中國音樂界的領軍人物了，餘志剛是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中國著名的音樂理論家；華天礽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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