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1)

四十一

　　我們的舞蹈編導雷高謀、陳古群等也常去景洪的西雙版納州文工團學舞，我記得有個舞蹈老師姓馬，是回族人，舞跳得特好。

　　有一次，我們重演一個老節目，餘志剛翻來翻去找不到總譜。大家正著急的時候，範大成走過來，囁嚅著向我們承認，是他為了考上海的一個文藝團體，把餘志剛寫的總譜當作自己的作品寄走了。我正要向他發脾氣，餘志剛卻過來為他說情，說他再去把總譜寫出來。要知道，那總譜可有兩寸厚呀。

　　團宣傳隊不僅在大猛龍周圍演出，還經常去景洪和思茅地區演出，也到過當地部隊慰問演出。那時候，整個一師只有一團宣傳隊和我們二團宣傳隊最棒，人才也多，大部分都是來自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的知青。1974年，我們兩個宣傳隊都有不少骨幹演員被省上的專業劇團或軍區的文工團抽調走，留下的人都有些心灰意冷。於是，一師師部把我們兩個團宣傳隊調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師宣傳隊。任務是編排一台節目去省會昆明去演出。領導讓我當師宣傳隊的代理隊長。那一年的「八一」建軍節，我們和州文工團在景洪的廣場上同台演出，我們還共同排演了一個軍民聯歡的舞蹈節目。在這個群舞中，編導把我和楊麗萍配對。那時候，楊麗萍好像才15歲，是州文工團的學員，沒想到她20年後成了全國最棒的舞蹈家之一。

　　那時候，陳凱歌和我的同學張承代都是師裡籃球隊的隊員，他們的個頭都在一米八以上。我們演出結束吃夜宵的時候，張承代拉著陳凱歌他們來我們這兒蹭飯吃。我們的夜宵是擺在露天舞臺後邊的一塊平地上的，大家蹲著圍成三圈，每圈中間擺著兩三盆菜，有肉，有豆腐，還有花生。我把他們幾個籃球隊的安排在各個圈裡，給女生的圈裡多安排兩個。他們籃球隊的人食量比我們大兩三倍，胳膊又長，伸手到盆裡夾菜的頻率也快。所以，他們一來，我們吃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大約10年後的一天，張承代從北京往廣州我家裡打電話，他說：「鴿子，你還記得陳凱歌嗎？」我想了想，說：「不記得了。」「嗨！就是我們籃球隊的……一團的……我還帶他來你們宣傳隊蹭夜宵吃的那個……」「嗷，我想起來了，是斯文點的那個嗎？」「是啊！他現在當導演啦！出名啦……」誰想到，陳凱歌現在已經是國際知名的大導演了。

　　我們一師的宣傳隊因為是兩個團宣傳隊合併的，所以陣容龐大，好像有六七十人，可謂是人才濟濟。無論是身材、相貌、歌喉還是颱風，那真叫漂亮。樂隊有三十多人，華天礽是第一小提琴手，指揮當然是余志剛。這麼大的樂隊，誰錯了半個音他都能聽出來。有一次，有人和他爭辯，結果一查總譜，是那人抄錯了半個音。我們的節目主要以兩個隊原有的保留節目為主，新創的節目不多，但我們把這些節目都重新摳了一遍，服裝道具配齊，演員也合在一起，那氣派就大多了。這台節目在春節前後到昆明等地巡迴演出非常成功，省電視臺還直播了，但是我沒有參加。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們的節目已經排練好了的同時，我回城到廣州的商調函幾經周折也批下來了，我一分鐘都不敢多待，把攤子交代給仲永和他們之後，打起行裝就走了。我的商調函是按照中央關於「父母身邊沒有子女的，可以調一個子女回城」的政策去辦的。當時，我父親已經從江西「五七幹校」調到廣東工作一年了。此前我的商調函已經被師部退回過一次。這一次，曾塞外給我介紹了一個在師部檔案室工作的知青，讓我親自拿著商調函回團部找到領導，當面批的。

　　我到團部車隊，找到了老朋友——北京知青「方塊兒」（他的大名叫袁景玉，只因為他的臉長得方，體形也方，所以外號叫方塊兒）。他把我讓到火塘邊，吃著他煮的東西，突然他開口說：「x！我們都是被你們騙到這鬼地方來的，你們北京55個回城，我不拉你們！」說歸說，我走的時候還是搭的「方塊兒」的車。

　　搭他車的人很多，他把我安排在他開的解放牌卡車的車頭後面，坐在一堆木料上。迎著西雙版納濕潤的山風，躲閃著路旁樹梢的抽打，經過三天曉行夜宿的風塵來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找在省裡當了官的同學幫助開了介紹信，用農場給的路費加上行李托運費買了一張飛廣州的機票。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飛機。

　　轉眼間我離開農場回城到廣州已經32年了。想當年離開西雙版納的時候，我一分鐘也不敢多待，生怕領導又把我扣下來。但回城以後，這些年卻常常跟人談起西雙版納，那裡可是埋藏著我們數十萬知青的青春年華的地方啊。歲月無情，如今我們這撥人都陸續退休下崗了。

　　這些年裡，我利用去雲南採訪之便，又繞道回西雙版納東風農場6次了。

　　1990年，我在景洪街頭拍照的時候，碰見原西雙版納州文工團的舞蹈老師，馬老師正為遊人拍照。我上前熱情地叫他：「馬老師！」他回頭面帶驚慌地看著我。我對他說：「我原來是二團宣傳隊的，當年曾經到州文工團裡跟你學過舞蹈。我這次是從廣州來的……」我還沒說完，他已經警惕地看著我，返身收起他的三腳架，慌忙把相機和相版等東西塞進挎包，扭頭走了。我驚呆地望著他那棱角分明的遠去背影……我敢肯定，我沒有認錯人。

　　2003年春天，雲南新聞圖片社的攝影記者徐晉燕參與為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慶祝建州50周年舉辦的攝影節策展。他的外號叫「冬瓜」，是我的老朋友了，他邀請我帶著我在西雙版納拍的照片去參展。現在去西雙版納的交通已經很方便了，坐飛機當天就能到。在昆明轉機的時候，我剛好和楊麗萍乘同一架飛機，她是參加州慶活動晚會的演出的。在景洪出機場的時候，見到來接機的「冬瓜」，他和楊麗萍也是老朋友，於是他把我和楊麗萍叫到一起，「不懷好意」地要驗證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和楊麗萍同台跳過舞。我向楊麗萍自我介紹一番，並講了當年的情況。她笑著點頭認同了我說的情況，但是她說她已經認不出我的樣子了，我說：「三十年前，那時你才十五六歲，我那時已經二十七八歲了。」

　　過了兩天，冬瓜約我們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攝影界朋友聚會，聚會的地點在一個鄰街的樓上，樓下是一個攝影沖曬店。在店裡我又見到了馬老師，他正舉著剛沖好的一條彩色膠捲，對著天光仔細地看著，嘴裡嘟囔著對旁邊的發燒友說：「我的鏡頭太短了，舞臺上的楊麗萍顯得太小了……」我聽了他的話，心裡一陣發酸。要知道，他當年曾經是楊麗萍的老師呀！

　　我沒有再去打擾馬老師。我從當地的攝影師那兒瞭解到，馬老師是個回民，他雖然舞跳得好，但在政治運動中卻因男女關係問題被批判，開除了公職。「文革」後，他也沒有向原單位提出申訴，因為他沒有什麼文化，不會寫申訴信。他就靠在景洪街頭給遊客拍照為生。現在，絕大部分遊客都有了相機，而且還是數碼相機。他的生意越來越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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