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37)

三十七

　　範大成最愛偷懶。有一次挖梯田，那時正好下雨，我們宣傳隊的任務還挺重，我幹著幹著，只見範大成躲在樹叢後站著半天沒動靜了，走過去一看，原來他把鋤頭把兒拄著下巴，雙手手指在鋤把兒上練指法，身上凍得哆哆嗦嗦的。我氣壞了，使勁推了他一把，沒想到他竟哭起來，弄得我也不好意思。晚上開大會的時候，我還做了檢討。範大成幹活累了，他就跑到傣家寨子裡，睡在人家木樓的樓梯口，像個流浪漢似的。因為我們的生產任務很重，再加上一營宣傳隊也要他去排節目，我們就把範大成送到了一營。不久一營也傳出他的一些好笑的事兒：有一次，他覺得排練太累，就在大家喝水的桶裡放了安眠藥，結果大家都睡了，他就高高興興地走到傣族寨子裡去閒逛。範大成經常出這些壞點子，當大家罵他時，他又現出一副苦兮兮的樣子，弄得大家又生氣，又好笑，簡直拿他沒辦法。現在想來，他身體不好，動過大手術，本來就不應該讓他離開上海，更不應該讓他幹重體力勞動。

　　我們五連的老工人大都是在1960年從湖南農村移民來的。我們屬於老連隊，有很多橡膠林已經可以割膠了，生活條件也相對好一些。宣傳隊在這裡，雖然給連隊生活帶來許多樂趣，但我們排練節目時，也耽誤了許多活計。加上我們唱唱跳跳地搞到很晚，也影響大家休息，老工人開始發牢騷了。為不影響與老工人的關係，我和張瞎子主動要求拉隊伍去參加大會戰。所謂大會戰，就是每年旱季，各生產隊都要組織壯勞力到新建連隊周圍的原始森林去砍壩燒壩，燒完壩還要翻地；到雨季來臨的時候，又要在翻好的地裡種玉米和花生。收完了玉米、花生以後，再等到年底旱季剛來的時候，我們就在那片山地上挖梯田、種橡膠。我們把五連參加大會戰的各項任務包下來，老工人就可以留在隊裡幹活，照應家庭。

　　我們幹活的地方，是原始森林，離五連有十裡多。那一年，我們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住在山裡，在小溪邊搭一排竹房子，中間隔開，男女生各住一邊；竹床是連著的，像北方的大炕。有一天早晨，在小溪邊洗菜的女生驚叫著跑回來，說有一隻大蟒蛇在小溪對面望著她。我們幾個男生抄起鋤頭、砍刀沖出去，什麼也沒見到。燒壩以後，我們在山上翻地，土地被大火燒過以後，是磚紅色的，硬邦邦的，鋤頭挖下去，手振得生疼。我們挖著挖著，張瞎子琢磨出了竅門，地上被火燒過以後有裂縫，我們就用鋤頭往裂縫上挖，然後一翹，就翻起一大塊。這樣，工效就很快。我們翻過的地像是亂七八糟擺滿了土坯，凹凸不平的。老場長「張大炮」看到以後說這樣不行，讓我們返工去把土塊敲碎。我們正在用鋤頭敲土塊，突然下起了一場大雨。雨水一澆，那些土塊立刻就變得鬆軟了。「張大炮」看了以後，立刻改口表揚我們幹得好。

　　記得收花生的時候，雨季還沒結束。我們從泥裡收穫的花生還要挑回來。而山路上都是泥，我們連滾帶爬地把花生拖回來。誰知幾天過後，倉庫裡的花生都發芽了。但是，花生是國家財產，不能分到各家各戶去處理，結果大部分都爛在倉庫裡了。

　　元旦之前，我們在山上挖梯田，已經幹了將近一個月了。最後一天，「張大炮」把全營的壯勞力都調來了，搞「大會戰」，創高工效。營裡還殺了豬，給大家改善伙食。我們宣傳隊清晨四點就起床上山了。各自找好了一塊坡很緩的山地，點著火把就挖開了。到天亮，大隊人馬才匆匆忙忙趕上山。那一天，我們幹得特快，幹到天完全黑了才下山。我們背著行李、扛著鋤頭、唱著、鬧著往五營五連走。有人打開了半導體收音機，正好走到一個山埡口，收音機的信號很好，我們收聽到了電臺裡播的新年的鐘聲，我記得是《東方紅》的旋律。那天大家好像都不覺得累，因為我們創了高工效。那兩天，我挖了2米寬、180米長的梯田，和61個1米見方的栽橡膠樹的坑。

　　1971年的春節，我們又排演了一台節目。

　　在與張瞎子和宣傳隊的小弟兄們朝夕相處的兩三年裡，我身上的銳氣漲了不少。那時候我二十四五歲，正是年輕氣盛，幹什麼就有什麼的時候。我也再不是乖乖仔了。我也「學壞」有了煙癮，那時候抽的都是9分錢一包的「等外煙」或是一毛二分錢的「春耕」牌。生產隊開會的時候，我還常接過湖南老工人遞過來的水煙筒，用手抹一下筒口，把嘴、下巴和半邊臉埋進去，「呼嚕嚕」地抽上幾口。

　　京城夜話小道消息

　　1971年夏天，離我上次去北京探親已經又過了兩年了，按農場的規定，又可以申請探親了。我的申請，領導很快就批了。這一次，我要去江西探親，父母已到江西進賢縣的「五七幹校」勞動了。去江西的火車要在株洲轉車，車上人不多，每人可以睡一個椅子。我半夜醒來的時候，見車已經停了，燈也熄了，車廂裡一個人也沒有，好在我的行李還在。我下車跨過幾條鐵路，找人打聽才知道：這是向西車站，要去南昌還得轉乘其他火車。我摸上了另一列火車就到了南昌。現在也不記得後來是怎麼搭車去中僑委「五七幹校」的。

　　「五七幹校」在鄱陽湖邊，那裡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還有很多毒蛇。父母早出晚歸忙夏收夏種，我白天就跟著拉糧的車到處看看。司機就是原來給廖承志開車的歐國順叔叔，他性格開朗，路上還不斷和我唱樣板戲、說山東快書。停車卸貨的時候，我們還給老鄉們表演，宣傳毛澤東思想。我見僑委幹部們扛那兩百來斤的麻袋顯得很吃力，也幫他們扛上幾袋。有許多學齡兒童和少年跟著父母來到幹校，所以，幹校還辦了學校，老師就是僑委的幹部。這裡天高地闊，這些孩子很開心。

　　我爸和我媽住在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裡。從北京運來的行李沒開箱就堆在床底下，把床架得有一米多高。每天早晨我一睜眼，父母就已經不見了，到中午，他們從田裡回來，在飯堂打了飯，我們一起吃完飯就睡午覺了，傍晚收工以後，我爸總是和僑委兩個原副主任林一心和林修德一起聊天。有時軍代表也去和他們聊。我爸告訴我，他以前在馬來亞種過田，後來在海南的興隆華僑農場也幹過，再後來還在僑委的農場司工作，來幹校之前他買了不少有關農田管理的書，所以從建幹校開始，軍代表就常來徵求他的意見。那時，我爸正為農田機耕道的規劃，給他們出主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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