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31)

三十一

　　我家五口人分了五個地方

　　1969年4月份時，我收到家裡來信，說爸爸要到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下鄉勞動了。我爸是去打前站選址建校的，5月就要下鄉。我向農場領導申請回家探親，送我父親下鄉，申請很快就被批准了，恰好同學林力也申請回家探親，我們就結伴同行。

　　從大猛龍到昆明，要坐三天半的汽車，一路上山路很險，汽車穿過原始森林，林中的公路有無數的急轉彎，而且基本上都是沙石路，路滑，沙塵又大。長途汽車司機一般都很小心，一天只能走一二百公里，哪怕天不黑也要住店休息。我記得我們在景洪、思茅、墨黑、揚武和昆明都住了店。一路上，經常可以見到胸前縫著挺大的白布標牌的人，標牌上寫著「炮派」、「反革命」等字樣。這些人都低著頭，做著繁重的或者「卑賤」的體力勞動。從昆明坐火車到北京還要走三天。車上很擠，我們是在半路上，有人下車了才找到了座位。車到武漢時，我們已經坐得腿都腫了。趁火車停站，林力機靈地鑽到臥鋪車廂找到兩個鋪位。她占好了鋪位，然後把身子探出車窗向我招手，我立刻背上行李從月臺跑過去，趁列車員不注意，一縱身就從視窗爬了上去。哥哥不是吹牛皮，想當年我的身手比現在還要矯健，和如今的打工仔有得比。上車以後，我睡上鋪，她睡中鋪。睡了一晚，到了北京，我們腿都消了腫。每逢說到這裡，我的小朋友都並不關心我們的腿會不會腫，而是問我們男女青年在這十天裡有沒有「情況」。沒有，真的沒有，我們可都是男女分校的中學畢業的，很規矩的。而且我們都已經22歲了，思想很成熟了，西雙版納的環境又那麼艱苦，真的不敢考慮「個人問題」。即使後來我向女同學「表示態度」，人家也是回答：「還沒考慮。」

　　回到北京沒幾天，我的兩個弟弟也都從各自工作的地方趕回了北京。我們一家人到天安門照了相，然後我爸就去了江西。那是1969年「五一」勞動節之後的一天，中國共產黨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正在召開，天安門廣場上風沙很大。

　　從此，我們家五口人，從南到北分了五個地方，相去幾千公里。

　　那時我小弟安末已自告奮勇地和幾個同學到吉林省扶餘縣插隊落戶去了。雖然才去了一個多月，但見面時他講了很多見聞，尤其是講到用他在北京學的針灸之類的知識，給老鄉們看好了病。講起來特興奮。一年沒見，他已經長到將近一米八的大個兒了，臉上胖嘟嘟的越來越像蒙古大漢了。我也講了到西雙版納一年多的很多故事。

　　那時安弟已經被分配到北京郊區的糧庫工作，他所在的糧庫靠近懷柔水庫，工作十分安閒，等安末回吉林以後，我跟著安弟去懷柔水庫玩。晚上，住在他們糧庫的宿舍，哥兒倆有說不完的話，安弟告訴我他們糧庫有個老頭，解放前是縣裡幾代世襲的劊子手，他有很多傳奇故事。安弟聽我講到在西雙版納的日子和那麼多友好的同學，覺得他在糧庫的日子太無聊，也沒有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他也想去西雙版納。於是，我們就一起分析了去留的利弊。

　　我的母校25中知道我回來探親了，就請我回去講知青下鄉的生活和工作。正好那時西雙版納農墾局也到北京招工，也讓我到金魚胡同的東城人武部的禮堂去講了一次。那一次，來的有好幾百人。

　　我講在疆鋒五隊的生活，講同學如何在一起勞動，老工人對我們如何好，同時也沒忘講西雙版納的自然條件，講那裡什麼草都紮人，什麼蟲子都叮人。我把西雙版納的生活渲染得挺豐富的，就是沒講派性鬥爭。後來，聽我們農場來北京招工的幹部說，有成百上千的人受了我的影響來到西雙版納。

　　我從西雙版納回北京探親之前，曾到各分場去向同學們告別，他們紛紛把自己家的地址寫給我，並托我帶了家信。所以我在北京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到各家去探訪。每家的家長見了我就像見到了自己的子女一樣，熱情款待，噓寒問暖。當時，我就像是吃百家飯的孩子，真有些受寵若驚了。那些家長們的眼神我至今難忘。

　　安弟去西雙版納農墾局到北京招工的地方報了名，我認識東風農場來招工的人，順利地把安弟招去了。臨走，我媽還埋怨我沒有把安末也帶去，哥兒仨在一起也好相互照應。可是，那時安末已經回東北了。

　　安弟本來是個初三剛畢業的愣小子，沒想到我離京才一年，他已經長得很帥了，身材也高了、壯了。我媽說：「你看安弟這一年長的，眉棱子和鼻樑子都鼓起來了，肩膀也寬了，像個大人了。」那時，他跟我站在一起，簡直就是一對雙胞胎。到前哨六隊後的第二天早上，安弟先起床，他站在門口刷牙洗臉時，有個婆娘對著他看了又看，說：「彭振戈你怎麼變樣子了？」安弟說：「我不是彭振戈，我是他弟弟——彭安弟。」一群婆娘圍著我們邊看邊笑。

　　安弟「文革」中曾在北京學過拳擊，他經常在下工後教隊裡幾個跟他一批來的北京知青練拳擊。

　　隊長繳了我的槍

　　在我探親的這個月裡，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隊裡的人告訴我，「九大」不僅把劉少奇定為頭號走資派，還批判了劉少奇制定的「禮貌邊防」的政策。於是在金三角的中緬邊境線上，邊防部隊全線出擊20公里，突襲國民黨「殘匪」——王寶軍。這「殘匪」在境外騷擾得很厲害，據說我們55個北京知青剛到西雙版納時，他們已經有了我們的名單，要綁架我們。這次的全線出擊，端了「殘匪」的許多老窩，我們大猛龍的邊防部隊還打死了一個團長級的「殘匪」，大獲全勝。慶功會上老百姓殺豬宰羊，邊境的愛尼村寨還把「殘匪」頭頭的首級給掛在竹竿上，農場的人都去看了。但是我們大猛龍邊防部隊也犧牲了兩個司務長，其中一個還是以前我們在疆鋒五隊時去大猛龍參加軍民聯歡會時認識的。

　　不久，農場的政治空氣越來越濃，我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大會小會，領導講話的時候，都不點名地批判我們「路線覺悟不高」。有一個女同學叫李小素，她家和雲南省的第一把手——省革委會主任、昆明軍區政委譚輔仁家是老朋友。於是，她在回家探親路過昆明時，就住在譚輔仁家裡向他告狀。講下面基層搞「站隊劃線」，搞武鬥、打「落水狗」的情況。可是，李小素沒過多久就被調去當兵了，而雲南派性鬥爭的情況仍然愈演愈烈。後來，譚輔仁夫婦在軍區大院他們住的小樓裡被一位手持雙槍的軍區的保衛幹事暗殺了。那個保衛幹事在逃跑過程中又打死了兩名戰士，然後開槍自殺了。

　　有一天，生產隊長把我的槍收走了，說是上面的意思。我當時很激動，當即給總場革委會副主任李秀奇寫了一封信，說我來邊疆是來建設、保衛邊疆的，把槍收走我不服氣。後來李秀奇在全分場大會上說：「有的人被收了槍還不服氣。像你這樣的人，路線覺悟不高，將來槍口對準誰也不知道……」這讓我精神變得更緊張，壓力更大了。此後。我們隊裡以前經常打鬧嬉戲的氛圍沒有了，老工人和我們互相串門的也很少了。

　　大概在六月雨季來了之後，我們在山上挖梯田種橡膠，勞動強度很大。有一天中午，我又打擺子了，發燒到41至42度。打擺子這病，一旦打了一次以後，就年年都會打。

　　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濕透了。安弟就上山向隊長請假，要送我去分場醫務所，隊長不批，他就氣呼呼地跑回來。熬到下工後，才由王惠民給我扎針，吃退燒藥。

　　晚上，我披著大棉襖就去開會。會場在生產隊中間的籃球場上，場邊的房檐下只點著一盞昏暗的電燈，大家稀稀拉拉地分散坐著，隊長像每天一樣地站在燈下訓話。他婆婆媽媽地講了一通，從生產到政治運動的形勢。然後話鋒一轉，不點名地批評說：北京來的知青路線覺悟不高，要改造思想……我越聽越氣，等他講完了，就披著大棉襖站起來，往燈下走去，我說：「我也講兩句。」這時，不論是老退伍兵、老婆娘，還是知青，大家「呼」地一下都欠身拎著小凳子向我圍過來，然後安靜地聽我講。我說：「憑什麼說我路線不高？連我的槍也要收？打擺子也不許去醫院？……」我講完就走回去，坐下了。這下隊長可氣壞了，他語無倫次地對著大家說：「你們怎麼這樣？我講話的時候，你們就散得滿籃球場到處是，彭振戈講的時候你們就都坐過來了。這是什麼立場！……」那晚上的會不歡而散了，但我在昏暗的燈光裡感覺到，有好多人在背轉身回屋的時候，忍不住地在偷笑呢。

　　晚上王惠民給我吃了藥，我就睡了。第二天我起得晚，等我起來刷牙時，只見隊長蹲在我們屋對面的牆角，幾個退伍兵的婆娘們圍在一旁指手畫腳地笑話他。聽說是隊長他老婆不讓他進門，不給他吃飯。看他那樣子怪可憐的。

　　那天上午，隊長安排安弟和王惠民送我去分場醫院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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