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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每一茬菜收完以後,地就要翻一遍,把地面的雜草和菜根都壓在土裡。一開始,我翻過的地回頭一看,又被我踩平了。經老王指點,我把練武術的架勢拿出來,腳下生根,待周圍的地都翻好了,才向前邁一步。

  在菜地,育苗的工作是技術活,都是老王來做。他從不放心讓我們做。有一天,他要到大猛龍街上去辦事,就交代我給苗床淋水。苗床在水渠邊,上邊支著半尺高的棚子,用草排蓋著遮陽。我的工作就是用草排沾著渠裡的水從上面輕輕地淋下去。我淋一會兒就伏下身子看看棚子裡,只見裡面像下小雨一樣,淅淅瀝瀝地,真好玩。於是我就上上下下地淋……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第二天,我一進菜地,只見老王愁眉苦臉地蹲在苗床邊。苗床上的草排已掀開了,小菜苗都東倒西歪地蔫了。老王不無埋怨地說:「都是你,把菜苗都給我澆死嗒。」

  老王在田間地頭和山坡上種了許多木瓜。木瓜結果以後,他經常在我們休息的時候,不知從哪裡摸出一個已經捂熟了的大木瓜來,三個人分著吃。我們的木瓜的種子是從景洪的熱帶作物研究所弄來的,品種特別好,吃起來可香、可甜了。等他捂熟的木瓜多了的時候,我們就挑去飯堂,給大家當飯後果。老王捂木瓜的地方是不告訴外人的,但他說只有一個知青發現了這個秘密,經常來偷吃。

  放工的時候,有時同學們從山裡扛著鋤頭往我們菜地邊的小路走來,女生林兵和葛安霞唱著二重唱。歌聲在山谷中回蕩,格外悅耳,那歌是大型歌舞《東方紅》裡的《五彩雲霞》,至今難忘。

  菜園裡還有一個難忘的景象就是:每當烈日當頭,我中午挑糞到菜地,都會見到糞池上密密麻麻地落滿了五彩繽紛的蝴蝶。它們大小不一,花紋各異,翅膀呼扇呼扇的,它們不時還上下翻飛,翩翩起舞,那景象比任何蝴蝶博物館裡的展覽可漂亮得多了。我曾經抓了兩隻巴掌大的色彩斑斕的蝴蝶做成標本,放在信封裡寄給我媽媽。

  在西雙版納我經常寫信給我媽和我爸。我媽每次都及時給我回信。我們的信都很長。信裡的媽媽從來不發脾氣,政策水準很高,而且慈祥、溫柔。我媽的字特漂亮,信封上總貼著新近發行的紀念郵票。有毛主席詩詞的,有毛主席和林彪檢閱紅衛兵的……我至今仍保留著幾十封這樣的信。後來,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當我問起我媽媽,我給他們寫的信是否還在時,她說:因為怕被抄家,她把家裡存的信和祖傳的幾十個黃綾子奏摺等東西都燒了;連大衣櫃門上浮雕的飛天巨龍也讓我弟弟用鉋子推掉,用黑漆塗上了;我姥爺留下來的綠色鯊魚皮刀殼、帶一雙象牙筷子的蒙古腰刀,被「處理」掉了;我奶奶從新加坡寄來的餅乾鐵盒上的裸女像也被刮掉了……

  我的哭,像狼在嚎

  夢是遲早要破滅的。「文化革命」的風潮終於還是吹到了西雙版納。昆明兩派武鬥和政治鬥爭見出了分曉,以「站隊劃線」為旗幟的政治運動開始了。當時每天早晚都要大家拿著「紅寶書」,排著隊向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彙報」。有同學認為是「紅海洋」式的「極左」形式。他的私語被個別同學彙報了,總場還派了工作組來組織學習,並批判「錯誤思想」。我記得賴萬京在宿舍裡唱起了樣板戲《紅燈記》裡的選段:「小鐵梅出門在外,防野狗……」然後還說:「以後咱再也不先知先覺了!」我從那時候開始對樣板戲有了好感。那時,我開始預感到,我們雖與政治旋渦的中心北京已遠隔數千公里,但可能終究逃不過去。

  我們55名北京知青和隊裡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勞動了一年。上邊領導突然給我們「劃線站隊」,說我們大部分人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並犯了路線錯誤,要把我們分散到其他生產隊。上拖拉機的時候,大家都不說話。王廣豐和李承安等老工人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和鳳梨裝上我們的車。拖拉機開動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來,我也覺得喉嚨很癢,鼻子一酸,就哭了起來。但是我自己覺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樣地嚎。

  後來,老李告訴我,那天他們老工人也哭了。

  我和曾塞外、王惠民和安仲凱四個「老高三」的男生去了前哨六隊。前哨六隊地處中緬邊境最前沿的山口下麵。境外就是有名的「金三角」地區,屬國民黨「殘匪」控制的地方。由於「敵情」緊張,所以,這個隊的幾十位「老工人」都是1965年剛退伍的老兵,他們當兵的時候是鐵道兵,是修建成昆鐵路的。成昆線橫穿橫斷山脈,沿途幾乎都是高山峽谷,那裡的地質構造又非常複雜,鐵路要穿過許多山洞,所以,當年修路的鐵道兵工作非常艱苦。現在在成昆鐵路旁還留下許多當年在施工中遇險犧牲的戰士的墳墓。我們隊的這些老退伍兵都有許多故事,也有許多牢騷。他們身上帶著一股痞勁,但很豪爽,很好打交道。退伍兵來自雲南各個地方,有的是少數民族,很多才結婚不久,婆娘們大部分是從老家娶回來的,大家一起幹活時常開玩笑,嘻嘻哈哈的。我們隊還有幾位60年代初下鄉的昆明和四川的「老知青」。一個生產隊大人小孩將近100人,我們被分到不同的班。

  我們隊是武裝連隊。每人都配了槍,這些槍都是朝鮮戰場上淘汰下來的:有7.62毫米帶槍刺的蘇制步槍,有轉盤式衝鋒槍,還有轉盤式機關槍。我的槍是蘇聯制的卡賓槍,好像沒有發子彈。槍剛拿到手時我拆呀玩呀,玩得很熟了,但沒幾天就玩膩了。房子雖然是磚瓦房,但很潮濕,過不久槍都生銹了。

  我們四個同學來前哨六隊是曾塞外牽頭的,他是北京化工學院附中畢業的,生性幽默,鬼點子多,個子不高,兩隻大眼睛滴溜圓還有點鼓,大嘴巴總愛笑,一看就像壞人,但他其實心地善良,很善解人意。曾塞外的父親是江西老紅軍出身的將軍,他從小在部隊大院長大。「文革」期間,他爸怕他學壞,還曾把他送去內蒙的部隊當了幾個月兵,所以他很快就和隊裡的老退伍兵們混熟了,經常在一起開一些很痞,甚至很葷的玩笑。王惠民雖然身體不太好,但是他「文革」中潛心學醫,會紮針灸,又看了很多「赤腳醫生」的書,所以他當了隊裡的衛生員。有一次,我在山上管理林地時,和大家一起弄到一個大馬蜂窩,裡邊有很多蜂蜜。我們就把它分著吃了。可是回到宿舍後,我的肚子就絞疼得厲害,王惠民就在我肚子上紮了一針,肚子立刻就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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