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28)

二十八

　　挖梯田是最辛苦的活兒，在烈火燒過的山頭上，頂著北回歸線六月份的毒日頭，一天16個穴的任務。雖然完不成任務也沒人批評，但男生們年輕氣盛，又好面子，一個個脫光膀子幹，手上打滿了水泡，背上也曬出了泡……本來，每當早晨起床的鐘聲一響，來自北京101中的劉青就拿起他的小號吹起了起床號，那圓潤嘹亮的號音繞進我們的茅草房，在山谷中回蕩。我們睡眼惺忪地聽那號音，真是一種享受，可這時，曾塞外卻扯著嗓子，跟著號音唱：「天已——大亮——，睡豬——起床——」逗得大家笑聲一片。可到了這時候，大家已經都累得沒有了聲氣。

　　到了雨季，我們每天出工以前，先在房間裡把乾淨衣服脫下來，咬一咬牙，用最快的速度把那套又濕又涼的髒衣服換上，渾身一激靈，然後趕緊扛上鋤頭沖出去。到了山上幹一會兒活兒，那衣服和身體才融為一體。這時候，在山間晨霧中，傳來一縷悠揚的歌聲，那調調奇詭而婉轉。尋聲望去，只見山下的稻田邊，我們生產隊的愛尼工人車三騎著隊裡的大水牛悠閒地走過。此前我曾聽到過這裡少數民族的歌，可從來沒有像車三唱得這麼好聽的，大概他們愛尼人的歌要在此情此景裡唱，才能聽到那天籟之音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我正提著馬燈在蚊帳裡捉蚊子，準備睡覺，幾個女生在門口叫我，我手忙腳亂地穿上衣褲出門，還沒開口，她們就對著我哈哈大笑起來。低頭一看，才發現我的中山裝外衣穿反了，一個個的衣兜都露在外邊。我重新穿好衣服後，她們告訴我，為了慰問邊防軍，我們要排練節目。讓我表演吹笛子以外，還要學跳藏族舞。

　　在生產隊的一次晚會上，我吹的一曲《長征組歌》選曲，雖然沒有顫音、滑音、吐音等技巧，但由於情感很投入，獲得了一片掌聲。後來女生們總笑我吹笛子時是閉著眼睛的。自打那次學會了跳舞以後，我發現自己雖然從來沒正規學過唱歌、跳舞，但咱還真有點藝術細胞，有點表演天分。

　　我們的籃球隊當時可以說是打遍西雙版納無敵手。我們的大個兒身高一米九零，號稱「西雙版納的最高海拔」。盧海南、仲永和等在北京都是他們各自學校校隊的主力。我們大家曾一起到大猛龍與駐軍聯歡，下午打籃球，晚上演節目。

　　我們同學裡最早談戀愛的大概就是張紅志和葛安霞了。有一天午飯後，大家都上床睡午覺了。只見他倆還坐在女生宿舍的房檐下聊天。陽光曝曬下的操場上空蕩蕩的，大家在床上都沒睡著。等張紅志拿著空飯碗從女生宿舍走過操場鑽進他住的茅草房，我隔著籬笆牆聽到他們屋的賴萬京問他：「你們談什麼呢，聊得那麼起勁？」張紅志說：「我們聊的是『個性解放』。」那時候，「個性解放」還是個很新鮮的詞。

　　沒過多久，許多同學都有了外號：「狗志」、「白菜」、「老賴」、「耗子」、「王八」、「大肥」、「麻竿兒」、「大個兒」、「小孩兒」、「老扁兒」……我的外號還叫「鴿子」；女生也有外號：「老狗」、「包子」、「老太太」、「跳大神兒的」（簡稱「大神兒」）、「老佛爺」、「小李子」……

　　同學中最能侃的要數周康榮了。他「文革」中不知從哪兒弄到了軍事的書，講起蘇聯和美國的飛機、坦克和火炮的型號、性能簡直是如數家珍。我那時候還為他擔心：這要是在北京，隔牆有耳呀……

　　我是我們五十多個男女同學中第一個打擺子的人。先是發高燒41度，後來是渾身發冷、打哆嗦，再後來我抖得渾身痙攣，把竹床震得砰砰響。同學們聞訊都來看我。有給我拿熱毛巾擦汗的，有給我端水吃藥的，有的把自己的棉被拿來蓋在我身上，但都無濟於事。我就這樣抖了一個多小時，大家都手足無措。曾塞外問我：「鴿子、鴿子，你想吃什麼？」我哆哆嗦嗦地說：「我——我要——撒——尿！」聲音不由自主，非常響亮。嚇得女同學都往門外走。曾塞外端來一個大臉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著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濕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學告訴我，我已經虛脫了，要送場部醫院。老工人用竹子綁了個擔架，大家七手八腳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著小雨。這裡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機碾過的泥路，同學們走得搖搖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耳邊聽著同學們的喘氣聲和互相提醒、攙扶、換肩時的吆喝聲。上了大路以後，可能是有人踩在車轍裡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路邊。只覺得飄飄然軟綿綿地摔在地上。朦朧中我覺得我當時的著地動作做得特舒展特合理。想當年我在東城青年會的少體校的體操班訓練的時候，躍起前滾翻老是蹾了背，教練說我動作不合理。看來人在下意識的時候動作可能更合理。難怪鄧小平現在讓我們「摸著石頭過河」呢。

　　一個星期以後，我的病好了回到隊裡。中午，大家蹲在場院上吃飯。曾塞外突然學我聲嘶力竭的叫聲：「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當著那麼多女生，說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老王和老李師傅

　　我打擺子好了之後，隊裡分配我去種菜組。我們組三個人，組長王廣豐是湖南祁東縣人，未婚。他的樣子顯老，身形有點像《巴黎聖母院》裡的敲鐘人，但比拉西莫多好看多了，只是比他瘦一些。雖然他的右腿有些殘疾，走路有些瘸，但並不影響他幹任何農活。每天上工他都挑一挑大糞到菜地。我們什麼時節種什麼菜，何時澆水，何時挖地，何時施肥，都是由他安排。我們種的蔬菜有豌豆、茄子、洋白菜、蘿蔔、小白菜、芋頭、木瓜和冬瓜等。在他的領導下，我們不僅能保證隊裡的蔬菜供應，而且還有多餘的菜可以拉到街子上去賣，那時候菜價只是兩三分錢一斤，我們先後賣了幾百元錢，為隊裡買回豆腐等副食品改善生活。木瓜豐收的時候，我們還能給大家供應飯後果。西雙版納的氣候與內地不同，這裡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只分旱季和雨季。所以，雖然農場的老工人絕大多數是農民出身，但能在西雙版納種好菜的，好像只有我們的老王。但即使是老王也種不出番茄。每當番茄結了果的時候，沒等它長大，就突然變成了一包臭水掛在秧子上了。老王說是因為它們被蚊子叮了。

　　我們組另一位老工人叫李承安是雲南楊武人，老退伍兵。他高個子，深眼窩，高鼻樑，汗毛很重，像是西亞的伊斯蘭的黑人。他有老婆、孩子，孩子還小，是一女一男。我們倆的工作主要是挑大糞、挖地和鋤草。我在北京上中學時就曾參加掏糞勞動，所以挑大糞對我來說還算是駕輕就熟。但第一天，老李就像是在部隊裡耍新兵蛋子一樣，帶著我「抄近路」走進了一片沼澤地。我被陷進泥沼裡，費了好大勁兒才掙扎出來。好在糞撒得不多，只是泥水和著糞水糊過了膝蓋。我們一起幹活的時候很聊得來，他講部隊和農場的往事，我講外面「文革」的事情。老李是個悲觀主義者，他曾經對到他家做客的女同學說：「我們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這在同學中間引起熱烈的討論。老李還對我說：「你們這些北京知青是遲早要回去的。」……我們聊得忘情的時候，只聽老王在隔著老遠的苗圃旁，或是挖水渠的地方大聲咳一聲。我們立刻就閉嘴，埋頭繼續挖地。我們真的不是想偷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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