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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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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開平知道我爸種過橡膠,而且在中僑委農場司工作,就帶著65中的同學來我家,向我爸瞭解情況。我爸向他們講了歸國華僑在海南島引種橡膠的歷史,還講了海南華僑農場實行包產獎勵制度以後,農場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改善的情況。我爸講得挺好的,但我爸沒想到我也想去。 我下定決心去西雙版納,也沒跟父母打招呼,就拿著戶口本去派出所遷戶口了,後來他們不同意,卻也沒轍了。 1968年2月8日,在北京火車站送我們出發時,我們全班同學不論哪派的都來送行。僑委大院的孩子們也跟著我們全家來到火車站。在月臺上,他們一擁而上,把我七手八腳地抬起來,拋向空中。大家還拍照留念,我走後他們把照片寄到西雙版納來了。我們當時離開北京可不像後來的知青下鄉時那樣哭哭啼啼的,這也許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大,都21歲了,而且有那麼多好朋友一起去,挺開心的。 火車開了以後,只有幾個女生在哭,大部分同學馬上就開始互相自我介紹。北京市委帶隊的幹部還一個個點名,有幾個是名單上沒有,硬鑽上來的,還得重新給他們登記。他們是曾塞外、賴萬京、劉青等,還有一個女生叫張洪濱。 記得剛開始報名時,只有40多人,出發時就有55個了。我們這批「首都赴雲南支邊紅衛兵」裡面有將軍的兒子,有大使的女兒,有高級知識份子的子女,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資本家、小業主的,也有母親是當保姆的,還有「國軍」的幹部子弟,當年戲稱叫「國幹子弟」。大家不論什麼出身,都挺親熱的。我們分別來自20多個學校。我們中最大的是「老高三」的,21歲;最小的是「老初二」的,才16歲。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 西雙版納東風農場疆鋒五隊 開赴西雙版納的火車到武漢的時候,當地一幫殺氣騰騰的當地造反派要衝上車,他們與盧海南發生了肢體接觸,就不依不饒地爭執起來,火車遲遲開不了。經我們的帶隊幹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多方交涉,火車才開出站。 在昆明,正在武鬥的兩派停火歡迎我們「首都支邊紅衛兵」,但是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然槍聲不斷。 汽車開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顛簸。但車廂內歌聲不斷,劉安陽唱的主席詩詞「天高雲淡,望斷南飛燕……」飄進窗外的群山,美極了。車裡還有王開鎖等兩位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軍人給我們拍紀錄片。 車過楊武、墨江、思茅、景洪、大猛龍等地都有少數民族夾道歡迎。經三天多車程,來到東風農場疆鋒五隊。這裡和內地的政治運動還離得很遠,像個世外桃源。其實這才是我們大部分人所嚮往的。 我們的生產隊長叫楊春文,是1958年的退伍軍官,哈尼族人,他嚴厲但不失人情味。有一天早上,天還沒有亮,操場上急促的哨聲響起,楊隊長喊著緊急集合的口令。我們急匆匆爬起床,手忙腳亂地穿上衣服跑出來,還沒站好隊,楊隊長就帶著大家往山上跑。我們有的在埋怨,有的在擇路爭先。到了山頂一回頭,大家都異口同聲地歡呼起來:一輪紅日從薄霧籠罩的林海上升起,霞光照在山頭上,只見腳下滿地的大南瓜。楊隊長又下命令:「每人扛一個南瓜,看誰先沖下山。」大家歡叫著,扛起南瓜爭先恐後地沖下山。那場景我至今想起來都激動,要是拍成電影,絕不比張藝謀、顧長衛他們拍的差。我沖到隊裡操場上,只聽得被落在半山上的黃強祖和齊景熙扛著南瓜引吭高歌起來。唱的是歌劇《江姐》的選段,「華鎣山莽蒼蒼哎……」那歌聲真的很好聽,比在劇院裡專業演員的歌聲還好聽,因為它帶著一股野勁兒。 我們的勞動從砍壩開始。關於砍壩,我爸爸曾給我講過:30年代初他家是在馬來亞種橡膠的。那些技術高超的工人從山腳砍到山頂,但被砍斷的樹木還都因糾纏在一起而不倒,直到放倒山頂最後一棵大樹,整座山的樹木如多米諾骨牌一樣轟然倒下,非常壯觀。我們砍壩可就沒那麼棒了,刀也磨不快,鑽進森林裡連方向都找不著了。從山頂攀踩著樹木屍體下山的時候,我見到了一隻翠藍色的小鳥,失神地趴在倒下的樹枝上,離我那麼近地盯著我…… 燒壩的景象我見過不少次,1987年我回西雙版納的時候還能見到,但在疆鋒五隊所見的景象才最讓人震撼。吃過晚飯,全隊人坐在操場上,身邊放著裝滿水的臉盆和水桶。以防我們的茅草房著火。老工人把砍倒後曬乾了的山林點著了。烈焰沖天,整個山都燃燒起來了。乾柴爆裂,火球轟鳴,真是攝人心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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