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17)

十七

　　我的語文老師王廣成

　　初三那年，我們的班主任換成一位教政治的老師，人挺和氣。我們班已有同學入了共青團。我也開始申請入團。那時候，申請入團要向組織交代家庭的歷史背景。老師知道我爸媽是右傾分子和「摘帽右派分子」，便讓班裡的團幹部找我談話。我就對他說，我爸媽是冤枉的。團幹部向老師彙報以後對我說，我這樣的態度不好，要跟家裡劃清界線。他的說法和我爸媽說的不一樣。

　　那時候，我媽正在寫翻案的材料。因為要送上級的很多部門，我媽就讓我幫她用複寫紙抄寫。她給我講了很多僑委大院裡的內幕和1957年到1958年反右派鬥爭的情況：我爸的主要「罪狀」是在運動中為下級機關的中國新聞社的領導開脫罪責，還有他在廣東、福建等地考察後支持了當地政府為僑鄉的華僑地主退回在土改中被沒收的房屋；而我媽的主要「罪責」則是在國家極需外匯的時期，她在經過廣泛調研後，設計了一套政策，根據海外華僑所寄贍家匯款的多少，發給僑眷僑匯券，用僑匯券可以在國家指定的商店購買當時很緊俏的日用消費品，這套政策既可以鼓勵海外華僑贍家匯款，又能進一步改善廣大僑眷的生活。在很多僑鄉，因為地少人多，歷史上就有很多僑眷是靠僑匯生活的。這套政策是經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後在全國實行的，即使在反右鬥爭以後，這套政策也仍在實行。我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給我扣的帽子是『破壞黨的統購統銷政策』。」我媽還告訴我：把我爸和我媽打下去的是那時從外地新調來僑委的副主任一夥。本來，廖承志主任是因為同情他們在當地挨整才把他們調來僑委工作的，但他們來了以後就與廖主任爭權。而我爸和我媽又是廖承志手下的得力幹將，所以，搞掉我爸和我媽是他們蓄謀已久的。我媽說：「廖承志是個公子哥，鬥不過他們……」以上這些，我當時怎麼能向班主任和團組織講得清楚呢？

　　我那時才15歲，也沒有太往心裡去，我還有很多好玩的事兒呢。反正以後等我爸媽的冤屈解決了以後再入團也不遲。

　　有一次，我路過雍和宮，在國子監的牌坊對面，挨著紅牆旁邊有一個小院落，門口掛著「中國國術社」的牌子。我進去看了一下，院子裡有人在練武術。一個老武術家，大概60歲，腰板很直，正在那裡指點大家練武。我近前跟老武術家說：我也想學，他說可以，每個月要交3塊錢。

　　那時我媽已摘了「右派帽子」，我爸也重回北京工作。他們雖然都被降了兩級，但我爸的工資還有近200元，我媽也有100多元，我家的收入還是比普通人家要多很多。所以，我跟他們說要練武術，我爸很支持。安弟聽說了也要去，於是每天早晨，我就騎車帶著安弟一起去練武。雖然一個月才學了七八個動作，十分單調，但我已經感覺到渾身很有勁。早上練完以後去上學，不知不覺自行車被我騎得飛快，被北新橋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喝令後，我才猛醒、減速……後來我才知道，教我的老武術家是中國八極拳有名的拳師，叫陳子江。我學了三四個月以後，因為初三年級功課越來越緊，就沒有再去學了。

　　我的同學陳國俊，比我矮一點，胖乎乎的，在南小街住，離我家挺近。他們院子裡也有一幫小朋友，我經常跟他們一起玩，小朋友給他起的外號叫「花臉」，因為他小時候也愛哭，臉上常被淚水和泥抹成了花臉。在課間休息時，我們常在學校沙坑裡摔跤。

　　初三的語文課老師是王廣成先生，他是個很幽默的人。有一次，我們在體操墊子上比著翻跟鬥。王先生正好抱著講義路過，他見我們玩得挺熱鬧，就把講義往地下一放，躺在墊子上來了個漂亮的「鯉魚打挺」，穩穩地站住以後，臉上還做了個挑戰的表情。我們給他大聲叫好之後，也紛紛躺在墊子上模仿他的動作。

　　以前，我的作文在課堂上經常完不成，要回家寫好了再補交。有一次我在家正為沒寫完的作文發愁時，忽然想到自己學抖空箏的故事：小時候我曾賴在商店裡哭著要我媽買空竹，買回家以後又為抖空箏連飯也不吃；等抖轉了以後，又到院裡去和吳超明大哥哥一起玩的情形。也許是有感而發的吧，結果王先生竟然表揚我寫得很生動，還把我的作文拿到全年級各個班去念。有同學發現我的結尾段有的句子是從《西遊記》裡抄來的。王先生說：「彭安鴿能借用名著裡的名句，他抄得好！」

　　第二次作文題目是《一件小事》，我寫了一篇幫同學理髮的真事，又被王先生拿到各班去念。第三次出的題目是《春雨》之類的，我實在想不出寫什麼好了，就把《一件小事》改頭換面之後交了，沒想到王先生還是當範文在各班上念了。有同學說我是抄的，王先生又說：「抄得好！你們升高中的考試現在就要做好準備了。到時候不要光靠臨場發揮，最好多預備幾篇好的作文。在考場上就不會慌了……」

　　1963年我的初中畢業考試考得很好，不僅語文、數學得了高分，物理和化學還得了全年級第一：一個98分，一個99分。

　　但是，升學考試的氣氛很緊張。我語文、政治都考得不錯，我的作文還真的是用《一件小事》改的。可是，數學卻錯了兩道題。我至今記得還很清楚，其中那道大題就是因為畫錯了幾何題的輔助線。我沒有考上五中，但也考上北京很好的中學——第25中學。

　　王先生知道我沒考上五中，很為我惋惜，他還托我的同學到25中轉告我，讓我把寫童年抖空竹故事的作文抄一份送給他。一天傍晚，我把抄好後的作文送去時，語文教研室的電燈已經亮了，王先生還在加班……

　　2005年，我回北京找到了靳先生，他告訴我，王先生已經去世了。我很懷念王先生，是他給了我對自己文字的信心。如今我才斗膽客串一回作家，把我60年的生活故事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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