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70)_學達書庫

七十

　　路上，我撥通王建南的手機問：

　　「具體在哪個位置？」

　　「姓楊那一家，一問都知道。」王建南說。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由於每一年都有極其個別的婦女同志不能正確對待人生挫折，思想上一時想不開，選擇了一種對生活很不負責任的方式，來對待人生，於是往府南河裡跳，有些婦女就會漂到下游的跳蹬河，當地一些原來的漁民因為在河裡再也撈不到魚了，平時就以撈人為生。他們通常先把人撈上來放好，找人的家屬在那裡找到親人後，一般情況下給一千元。也有很多情況是家屬事先不知道親人在不在河裡，只知道失蹤了多少天，於是「專業戶」便應家屬要求下水去找，最後根據撈上來的難度、以及屍體的腐爛程度，費用從1500至2000元不等。這幾年經濟發展了，魚比豬肉還便宜，草魚才一塊多錢一斤，漁民簡直活不出來，撈人的利潤要高得多，一個「撈人專業戶」基本上可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專業戶還蓋起了新房，正在奔向小康。

　　王建南讓我帶1000塊錢去，當然就意味著，紅姐已經找到。

　　總算沒有更糟，看來紅姐在府南河裡只泡了兩三天，只需要花了一千塊錢。

　　紅姐已經去世了，當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紅門」事件如今已無對證。

　　想起紅姐短暫的一生，想起她對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認為自己應該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現在覺得，就算她當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紅的真相說了，我也應該原諒她。

　　其實，就算她還活著，我很可能也會原諒她。

　　因為天氣變熱，紅姐當晚就燒了。她的後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會那天我也去了，其實，紅姐這種身份的人並不存在什麼追悼會，喪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

　　沒想到紅姐12歲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別熟，親熱地喊他「乾爹」。來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紅姐一樣的下崗女工，王建南說她們是紅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報社的發行投遞員。

　　紅姐的追悼會上，這幾個女人哭得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淚花把腳背都打濕了，比電視機前看連續劇的人流的眼淚水還要多。

　　我發現她們不僅在哭紅姐，可能也是在哭自己，以至於場面相當淒慘，讓人慘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兩眼潮濕。

　　我覺得自己應該為紅姐掉幾滴眼淚下來，雖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過兩次火鍋，她為我的「口紅門」事件打了掩護，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廳」，我一把將她摟了過來，她驚慌得像一隻兔子，一雙單純水靈的眼睛與她年齡很不相稱，如果不是那個光頭男人跑過來，我當時就差點勃起，當年的紅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這些往事，有好幾次我感覺自己的眼淚花馬上就要擠出來了，我拿出衛生紙，擦了好幾回眼睛，結果紙仍舊是幹的。

　　我想，大概是因為今年開春以來我的好事太多了，開創了自己的廣告公司，還有沈秋透露的資訊，讓我和周家梅的感情燃起了希望，所以根本流不出眼淚。

　　已經好多年沒有嘗過流淚的滋味，上次流淚是追求周家梅的時候在師大校園，這些年在商場混久了，做為一個白領，當然要面如白板、心似白紙。

　　下午出殯的時候，來了十來個人要打「喪夥」（成都方言，指喪事期間打麻將，婚事期間打麻將則為「喜夥」），當時王建南表現得極端憤怒，拿起一把菜刀就從裡面沖了出來，把人家全都嚇跑了。

　　第二天中午，新跨越公司的人給我轉來一個掛號包裹，包裹上寫著：

　　「胡向東先生轉王建南親收」

　　當然是紅姐臨死前寄來的。

　　王建南所在的報社剛剛停刊，紅姐還不知道我們已辦了新公司，所以她只好寄到我原來的公司，由我轉交。

　　王建南拆開包裹，我看見裡面是厚厚一大疊紙。

　　「不會是情詩？」我問他。

　　「是又怎麼樣。」王建南翻了幾頁後疊好，然後像捧著寶貝，一個人離開了辦公室。

　　中午休息時，我跑了一趟太平洋百貨，精挑細選了一雙義大利牌子的女涼鞋，周家梅的生日就在明天。

　　回到辦公室，我把高跟鞋放在桌子上，俯下身仔細觀賞，小葉也過來說，太漂亮了，哪個女孩有這麼好的福氣？

　　的確很漂亮，鞋身秀氣，鞋根纖巧而有力，整個線條看起來簡直驚豔無比，周家梅穿上它也一定驚豔，走一路淩波微步、翩苦驚鴻。恍然間我似乎已看到她穿上了這雙鞋，正站在我的大辦公桌上，像當年一樣嫵媚地展現她的美貌，挑釁地俯視著我、誘惑著我，像站在T型臺上的模特一樣驕傲，讓我心跳不已，也為我自己的眼光得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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