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紙裡的火(15)

一五

　　另外，周自恒待人的方式也漸漸變得粗暴起來，他徹底拋棄了以往與下屬們對話時的商量口吻，而改成了命令式的語氣。「我」這個字仿佛在他的字典裡消失了，在下屬面前，他每次都稱呼自已為「周總」。當他要表達自己的一個看法時，他會說：「周總認為……」當他要一個下屬去執行自己的命令時，他會說：「不要讓周總失望」。

　　如果周自恒提出了一個想法，有人表達了另一個不同的想法，他就會認為那個人是在懷疑他的領導能力，甚至會認為那個人是在反對他。

　　周自恒還變得在乎權力，他希望他在《北方時報》裡的絕對權威不可動搖，所以他開始利用一些手段來鞏固自己的絕對權威。不久後，在創刊初期曾經與周自恒有過密切合作，後來卻經常提出「不同看法」的副總編李承宗被調離本報，去了報業集團旗下的一份雜誌擔任副總編。接任他的是周自恒的大學同學何守道。

　　這場「人事調動」的背後傳言四起，而傳言大都與「權力鬥爭」有關。

　　接著，周自恒又以改革的名義在全報社內部搞了一次競聘，通過這樣的競聘，他把一部分權力像禮品一樣發給了那些對報社發展立下過功勞並且對他表達過忠誠的人，他們佔據了這個報社裡各個部門管理者的位置。

　　當然，周自恒認為，《北方時報》如果沒有他就不會有發展，最大的功勞應該歸於他個人，所以他把最大的權力發給了自己。他希望那些從他手裡獲得權力的人們能夠對自己言聽計從。如果對方做不到這樣，他就會想辦法把已經發出去的權力又收回來。

　　幾年時間來，周自恒已經奠定了自己在《北方時報》的核心地位，他的一舉一動都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無論周自恒做什麼，我們都不可能忽視他在報社裡的影響力。所以，為了適應他的變化，一些人漸漸掌握了阿諛奉承的本領，他們總是能夠想出辦法來讓「周總」高興。當周自恒聽到的阿諛奉承的話多了起來之後，他漸漸對它們產生了依賴感。他經常找那些人聚會，聽取他們對他的「評價」。

　　就這樣，周自恒在報社裡培養了一個自己的「圈子」。除了這個「圈子」裡的人，他誰都不相信。

　　就是在那段時間裡，崔哲開始向這個「圈子」靠攏。

　　在我和崔哲的友情走到盡頭之前，我們曾經有過一次談話。那段時間裡，我發現崔哲突然變得鬱鬱寡歡，於是我約他一起去酒吧喝酒，希望能夠幫助他排解心裡的憂愁。

　　我問起了崔哲陰鬱的來由，他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反問我：「你告訴我，為什麼我這麼努力，卻沒能得到應有的回報？」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認為，作為記者，崔哲當時已經成名了。總是會有一些讀者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指名道姓地找他幫忙。在我看來，這說明他們欣賞並且信任崔哲。

　　但崔哲似乎並不滿足我所說的。他告訴我，除了名氣和讀者的信任之外，這份工作並沒有給他帶來足夠的財富。

　　「多少才是足夠？」我問道。

　　崔哲避開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和肖彤戀愛三年了，你說，我們是不是該結婚了？」

　　我同意。但我認為這不能算是一個問題。

　　「但是，」崔哲搖了搖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眼睛裡佈滿了血絲，「肖彤的母親一直不同意我們結婚。」

　　「為什麼？」我很好奇。

　　「她對我說，沒有房子就不能結婚。」崔哲說，「她還說，一個男人連房子都買不起，就沒有資格娶她的女兒。」

　　「這麼市儈，那麼……肖彤怎麼說？」

　　「她說，她愛我，但她聽她媽的話。」

　　「那就買房。」

　　「買房？」崔哲看了看我，他的眼神裡有掩飾不住的沮喪：「說起來簡單。一套房子幾十萬，我哪有那麼多錢？」

　　「你可以辦貸款，分期還。」我說。我認為這個問題不難解決。

　　但崔哲並不這樣認為，他說：「她媽媽不同意，她說，必須一次性付清房款。」

　　「為什麼？」我更好奇了。

　　「她說，還貸款壓力太大。她不希望自已的女兒剛結婚就和我一起背上債務。」崔哲說。

　　我想我理解崔哲的沮喪了。我想了想，對他說：「夫妻共甘苦不是天經地義的嗎？」

　　「我這樣想，你也這樣想。」崔哲歎了一口氣，「但肖彤的媽媽並不這樣想，她希望肖彤一結婚就能過上好日子。」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所以我沉默了。也許是我同情的眼神刺激了崔哲的傾訴欲，他開始向我表達他的抱怨。

　　崔哲告訴我，除了來自肖彤母親的壓力之外，他自己也有一個致富的願望。他說，致富是一個崇高的願望，但他此前固守的新聞理想和價值觀壓制了這個願望，現在想起來那是可笑的，因為他獲得的那些榮譽並沒能使他的生活改善多少。

　　崔哲還抱怨說，這個世界並不是公平的，他擁有的機會太少，所以他的聰明才智並沒能為他帶來他本該擁有的財富，而另一些人卻毫無道理地輕易獲得了他所渴望的機會。他舉例說，在經濟新聞部裡有個寫文章連語句都不通順的記者，每個月從採訪對象那裡獲得的「紅包」比他的工資還要高。

　　聽起來，崔哲似乎很後悔當初拒絕那些企業塞給他的「紅包」。他說，收「紅包」在記者這個圈子裡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但他一直沒能學會那樣幹。他曾經以此為榮，但當他告訴一些同行自己從來沒有收過「紅包」時，根本就沒有人相信他所說的話。他還發現，在採訪同一件事情的一群記者中，如果只有他拒收「紅包」，他就會被同行們孤立。

　　崔哲還說，在那個月裡，他連續操作了幾篇「揭醜」報導，最終都被「上面」以各種理由攔截而無法與讀者見面，他事後才知道，「上面」在攔截那些報導的同時得到了一些好處，而他除了鬱悶之外一無所獲。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