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在紙裡的火(14)

一四

　　據說，對於《北方時報》的創辦，《都市早報》的高層人士起初並沒有感到緊張。他們認為，在他們的優勢壓制之下，一份新興報紙的生命週期不會超過10個月。當《北方時報》破除了這個預言並且表現出了越來越旺盛的生命力時，他們正在《都市早報》內部重新排列權力的次序，這樣的排序引發了一場內部人事鬥爭，使他們抽不出多少精力和時間來應對《北方時報》的「挑戰」。直到他們發現情勢不妙而準備同仇敵愾時，《北方時報》的發展看上去已經勢不可擋。

　　在這幾年時間裡，《北方時報》的每一步發展都在周自恒的計畫之中。它的發行量從零到10萬份，又到20萬份、30萬份……與此相對應，它的廣告收入步步登高，從第一年的1.2億元到第二年的2億元，再到第三年的3.5億元。這時候，原本一無所有的編輯記者們也漸漸收到了回報，一些先富起來的人們開始買房購車。他們經常談論的話題也漸漸由「選題」、「新聞價值」轉向了「股票」和「樓市」……

　　到了第四年，也就是在《北方時報》發行量突破45萬份、廣告收入達到4億元之後，這個發展勢頭停滯了。當然，到這個時候，報業集團的高層已經很滿意了。

　　周自恒當然也已經滿意了。早在《北方時報》創刊一周年的慶祝大會上，他就已經公開宣稱，在本報的持續「攻勢」之下，《都市早報》開始呈現出頹勢。根據周自恒公佈的數字，那個時候，《都市早報》的發行量已經從原有的35萬份迅速減少到了22萬份。一年之後，周自恒又告訴我們，《都市早報》的發行量再次萎縮到了14萬份。到了第三年，這個數字又變成了9萬份。

　　在《北方時報》創刊四周年慶祝大會上，周自恒用一種成功者的矜持語態對我們說：「它（《都市早報》）已經一敗塗地，再無翻身之日。」

　　就在我以為一切都會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北方時報》發生了一些我始料未及的變化。

　　首先是報社人口的變化。在創刊後的前三年裡，報社人口一直在增長，但增長速度是緩慢的。但是，從第四年開始，它突然進入了一個急劇的增長時期，各種「裙帶關係」蜂擁而來。僅僅用了半年時間，採編人員就從160人發展到230人。

　　有一次，我因為生病休息了三天，再回到報社時，我突然發現記者辦公席裡多了七八張新面孔。根據我以往的經驗，新來者大都待人謙恭，但這幾個新人神態驕橫，仿佛有些「來頭」。後來我才知道，這幾個人果然大有「來頭」，他們都是「條子記者」——這是報社裡的一種特別稱謂，專指那種憑著某個報社高層簽下的字條到人力資源部報到而當上記者的人。

　　在報社人口瘋長的同時，人際關係也開始有了一些變化，新的秩序開始建立起來。

　　起初，部門主任們承擔的角色是「業務帶頭人」，他們與普通編輯記者們同在一個大的辦公區域裡辦公，使用同樣的辦公桌和電腦。後來，一張老闆桌把他們與普通編輯記者區分開來，再後來，經過一次內部裝修，他們又有了單獨的辦公室。那個辦公室幫助他們完成了一次角色轉換——他們漸漸變成了「發號施令的人」。

　　這樣的等級形成之後，編輯記者們也逐漸分化成了若干個界限模糊的階層，不同的階層代表不同的利益和機會。當機會越來越少的時候，人們從最初的「合作夥伴」轉變成了「競爭對象」，看上去每個人都越來越客氣，內心裡卻越來越計較。漸漸的，創刊初始時這個「大家庭」裡和睦相處同舟共濟的氛圍已經不復存在，信任和寬容越來越少，猜疑和抱怨開始在不同的場合裡散播。

　　在這樣的氣氛中，幾乎所有人都顯露出了「電力」不足的狀態。評報會上再也聽不到爭執的聲音，所有人都擺出了一副「沉默是金」的樣子，如果被周自恒點名而必須發言，發出的也大都是讚美之聲，仿佛新聞業務已經精進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當我再上廁所的時候，再也聽不到有人哼唱「沖！沖！沖！」了。

　　此外，我能感覺到的另一種變化是：來報社打「招呼」的人突然多了起來。我經常看見在社長辦公室門前等待周自恒接見的人們排起了長隊。

　　我說過，此時的《北方時報》己經如周自恒所願，佔據了本市都市報「老大」的位置。在「揭醜攻勢」之後，它結交了許多「不打不相識」的朋友。那些曾經被視作批評對象的不良企業紛紛搖身一變，成為本報的廣告客戶。當朋友和廣告客戶越來越多的時候，「招呼」聲也開始此起彼伏經久不息。

　　與「招呼」相對應的一個詞叫「斃稿」。這個詞很形象地表明瞭一種權力和這種權力之下的犧牲品之間的關係。「斃稿」的事情在報社裡經常發生。當「招呼」聲響起的時候，那些管理者就會這樣幹一次。有時候他們會說明為什麼，有時候不會。我記得有個記者追問當時的社會新聞部主任李赫自己的稿子為什麼被斃掉時，他的回答是：「哪裡那麼多為什麼？可以問為什麼的時候你就問，不能問的時候別打聽。」

　　在「招呼」和「斃稿」的密切配合之下，一個記者幾天甚至更久的努力付之東流，一些事情被掩蓋了，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犯下的過錯也被掩蓋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北方時報》的性格也發生了一些變化：社會新聞版上再難看到那些文風淩厲的揭醜報導，上面的文章大都變得一團和氣。不斷有讀者打電話來抱怨這份報紙上的報導不痛不癢無精打采。

　　我曾經以為周自恒會利用自己的號召力來改變這樣的局面，但我最終失望了，他對此無所作為。我聽說，當時周自恒正忙於另一件事：爭取獲得一個在《北方日報》報業集團編委會中的席位。

　　周自恒曾經在一次報社中層幹部會上解釋了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努力。他說，在報業集團裡，《北方時報》員工與《北方日報》員工之間是有等級差別的，這從稱呼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比如，在報業集團內部，人們稱《北方日報》為「大報」，卻將《北方時報》稱作「小報」。即使「小報」在社會上影響力廣泛，但「小報」員工在「大報」員工面前卻好像低人一等。因為「大報」員工始終瞧不起「小報」員工，他們認為，這是一群遊走在體制邊緣的人們，一群「烏合之眾」。

　　周自恒還說，有一次，他聽到一群「大報」員工在談論《北方時報》時說，「這是由一群像農民工一樣的人辦的一張給農民工看的報紙。」這使他很受刺激，他下決心要改變這樣的局面，所以他要在報業集團編委會中獲得「話語權」，進而為大家爭取更多利益，直至將大家送入「體制之內」。

　　對於周自恒的這番解釋，報社內部的議論頗多。支持他的人們認為，周自恒此舉確實是在為「兄弟們」著想，也許能夠最終解決大家的後顧之憂。但是，也有一些人由於長期受到「體制之內」的人們歧視，對「體制」產生了敵視情緒，因此對周自恒的做法不以為然。他們把周自恒比作「宋江」，認為他正準備帶著「兄弟們」向「朝廷」靠攏。

　　不管人們怎樣議論，周自恒堅持那樣去做了。當然，他自信自己能夠獲得那個席位。他的自信來自于他所領導的《北方時報》每年向報業集團貢獻數千萬元利潤。但是，最終他失望了。

　　據說，破壞周自恒計畫的是一封信。那是一封通過郵局投遞給報業集團高層的舉報信。裡面列舉了周自恒的幾宗「罪」，比如利用職務之便亂搞兩性關係，拉「山頭」排除異己以及貪污公款等等。人們私下裡紛紛猜測這是對總編輯這個位置覬覦已久的副總編李承宗幹的，但沒有人有證據證明這一點。

　　儘管報業集團高層後來並沒有查實那些「罪名」，但周自恒仍然失去了他想要的那個席位。

　　我相信，這次失敗的經歷對於周自恒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次打擊的後果是，周自恒也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他開始懷疑整個世界都在跟他對著幹。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努力地工作，他臉上的謙和漸漸變成了驕橫，他變得唯我獨尊。如果周自恒走進了電梯，只要當時還有別人在場，他就決不自己去按電鈕，而只是報出他要去的樓層，接著就會有人搶著去按那個電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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