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與袁世凱四則(2)

　　八月初五日，榮祿在天津督署中，方攝衣冠，擬出拜客。忽報袁世凱至，榮即知有非常舉動，立命由密室接見，此非彼等先有同謀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召袁世凱入見，時袁為直隸按察使，明系榮之僚屬，帝乃誤認為忠於己黨者。召見時突問：「苟付汝以統領軍隊之任，能矢忠於朕否？」此問可謂奇特，袁豈肯答以「臣不能矢忠於陛下」乎？袁曰：「臣當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為其忠懇之色溢於眉宇，確系可信，乃下諭雲：「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為第一要務。袁世凱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用副朝廷整飭戎行之意。」此諭注重練兵，明明道著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練，豈有不知？相傳當袁被召，退下仁壽殿時，太后即召入，詳詢帝召對時語。太后謂袁曰：「整頓陸軍，本是應辦之事。此諭甚為通達，但皇帝行之，太覺勿忙。予疑其別有深意，爾俟皇帝第二次召見，再請予之訓令可也。」此數語實已洞見癥結，于幼稚皇帝之陰謀，明若觀火。袁世凱何人，乃肯自尋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請帝至，謂之曰：「康有為在外昌言無忌，詆毀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辦。又以平日責帝之言責之，謂帝近日對己，愈覺改變，於孝道有虧。帝唯唯聽命，且陳自願改悔。太后之于康謀，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顧，絕無權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飛突舉，寧非弄巧反拙之事？觀此則不待袁之乘車告榮，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後榮祿反以曾保薦新黨，交吏部議處。太后之作用，可謂十分周密。自是即調榮祿入京，而以裕祿代之，皆太后死黨也。榮祿直至臨終，常自呼為康黨，以為戲謔。太后亦戲之曰：「爾曾得爾友之若何新聞？彼實奸臣，負爾好意，竟致反噬。」榮祿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視康等與帝之舉動為兒戲，成敗之數，寧待事後論定哉！

　　政變後，榮祿入都，授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節制北洋軍隊，兼握全國政治兵隊之權。此等重權，實為清代絕無僅有之事。蓋太后之信任達於極點，亦以報其忠誠擁護之意也。是時，榮祿頗惡新黨，鉤治極酷，乃反動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榮，康党在外造清議，專罵中堂。榮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為，即微清議，吾亦知其罵我。」其後拳亂之始，即語人曰：「近支王公無意識之舉動，一至如此，得毋為康黨慶倖乎？」然端、剛等亦終疑榮祿有媚外心。設非太后信任，早為所傾軋矣。某西字報或論榮之生平，其言絕公允，略謂：榮之為人，據中國士夫之見，實能盡人臣之職分，且頗有大臣風度，通達治理，可任大事。當拳匪亂時，中外皆集矢于榮祿之一身，此實康黨之謠言。當時無為之辨白者，亦因使館中人之偏見，又不能得真實之報告故也。彼實以全力阻止舉國若狂之拳匪，用盡方法以勸阻皇族，免鑄大錯，不可為無功。

　　綜慈禧聽政五十餘年以觀，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報國者，僅曾國藩一人。自此以往，則不得不推榮祿。當滿洲皇族盲于大計，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時，榮祿之先見及勇毅，實大有補救於國家也。由其柄國之日，以至辭世之年（１９０３），吾等觀其所為，實乃慈禧最忠之臣，亦為最有識解之參謀。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見也。當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亂時，太后惑于聲勢之盛及親貴之附和，複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剛諸人之請，侵奪榮之職權，殆使之無發展之餘地。然太后以一時蒙懂，鑄此大錯，其後仍聽榮祿之言，以拘救危局。當國事大敗之日，朝廷已陷於危難之境，太后此時所倚恃者，惟榮祿一人。榮亦能盡忠以事太后，不懷貳心。太后初雖未信其言，至後乃服其先見，故中國事勢現雖無定，而有一事則毫無疑義者，即吾人當永遠紀念此明決勇敢之榮祿。其言行可法，無論中外之人，皆當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過薄，不足稱其功也。當兩宮西巡時，眾集矢于榮祿之一身；回鑾後，使館中人頗冷視之。彼不知外間之誤會，甚以為怒，曾語其近親曰：「餘當日竭全力以抵壓拳匪，餘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館人仇視冷遇之故，此事餘不能無忿忿也。」有人曾記載其言曰：「吾庚子年之所為，非出於愛西人之故，實盡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言雖如此，然其所為，既大有益於西人，則吾人稱譽之亦不為過也。太后與榮祿商議處置維新黨之事既久，榮祿主嚴辦，謂非如此，則不足以保存滿洲之國運及名譽。於是譚嗣同等六人，遂由刑部審問，榮祿亦承審。凡康党預謀太后之事，審問極詳。在康有為寓中抄出文件甚多，凡其黨之所謀，皆詳載無遺。軍機處乃據以定黨人之死罪。彼等將謀害太后，已無疑義，群主速辦。蓋當時滿、漢意見極深，若不速辦，則其事愈引愈壞也。太后准軍機之請，遂斬六人於市。彼等從容就死，觀者甚眾。複于楊銳處抄出皇帝與彼之信件，皆攻訐太后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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