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與袁世凱四則(3)

　　又有楊銳一折，參太后罪惡數端，並及太后私事，羅列多人，榮祿亦與焉，餘皆顯要之人。折後有帝朱批。此事南方廣州等處人編為歌謠，以為嘲笑。太后見帝朱批，知帝參預隱謀，遂決計斷絕帝與新黨之關係。據太后之人所言如此，其事亦可異也。殺六人之旨，乃太后親筆，榮祿助之，但其名仍出於皇帝。

　　此諭以朱筆書之，以示重要，諭雲：近因時事多艱，朝廷孜孜圖治，力求變法自強。凡所設施，無非為宗社生民之計。朕憂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髮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日著述，無非離經畔道、非聖無法之言。前因講求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辦理官報局，乃竟逗遛輦下，構煽陰謀。若非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康有為實為叛逆之首，現已在逃。著各省督撫，一體嚴拿懲辦。康有為之弟康廣仁，及禦史楊深秀，軍機章京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實與康有為結黨，隱圖煽惑。楊銳等每于召見時，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實屬同惡相濟，罪大惡極。前經將各該犯革職，拿交刑部訊究。旋有人奏：若稽時日，恐有中變。朕熟思審處，該犯等情節較重，難逃法網。倘語多牽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即於昨日諭令將該犯等速行正法。此事為非常之變，附和奸黨，均已明正典刑。康有為首創逆謀，罪惡貫盈，諒亦難逃顯戮。現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眾鹹知。我朝以禮教立國，如康有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憤，即為覆載所不容。

　　鷹鸇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誘惑，甘心附從者，党類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寬大，業經明降諭旨，概不深究株連。

　　嗣後大小臣工，務當以康有為為炯戒，力扶名教，共濟時艱，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有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於以挽回積習，漸臻上理，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此諭實後黨所擬，而名義則由帝出者。太后既懲辦新黨後，擬行幸天津，視察租界情形，兼事遊覽。榮祿力諫，言党事初定，不宜輕動，恐有危險。太后允之，下諭收回前旨，並頒賞於北洋軍隊。蓋當時直隸正竭力整頓陸軍，訓練頗勤也。榮祿入京後，直督以裕祿補授。其人極頑固，太后甚信任之。昏庸乖戾，不明事理。其後天津拳匪之亂，實所釀成，其去榮祿甚遠矣。西人之論如此，尚不失榮祿之實際。蓋榮祿固不得不謂之有用人物也。

　　袁世凱既背帝求榮，帝一生之命運，即由於彼之掌中。故帝崩時，遺詔囑其弟醇王復仇。醇王子既立為宣統帝，己為攝政王，復仇之權大足施展。於是立罷袁世凱職，以足疾令其家居，卒未能明正其罪而翦除之也。不三年，革命軍起，仍起袁為內閣總理。於是得乘時際運，由臨時總統而正式總統。又至妄希非分，背叛共和，而洪憲帝制發生矣，然卒以是身死名裂。

　　跡袁之一生，盛蓄野心，而手術足以濟之。其深謀積慮，寵辱不驚之態度，實師榮祿，而野心勃勃，則又過之。予別撰《袁氏外紀》及《洪憲小史》二書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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