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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章 我的早期信仰

  我對1914年(邦尼說是1915年,但我的記憶告訴我要比這早一些)與D·H·勞倫斯的會見記憶猶新。他後來也在一封信中記述了這次見面,這正是俱樂部上次集會時邦尼所引用的內容。不過不幸的是,我對當時的談話內容忘得一乾二淨,只是依稀記得一些感受。

  那是一次早餐聚會,在內維爾大院伯蒂·羅素(伯蒂在此是伯特蘭Bertrand的昵稱)的房間裡舉行。當時只有我們三個人。在我來之前,勞倫斯大概一直與伯蒂呆在一起,他們在前一天晚上舉行過一次集會,席間,勞倫斯遇到的都是劍橋的人士,而他並不喜歡這個集會。我記得,從我們談話的開始,勞倫斯就神情抑鬱、沉默寡言,只是時不時地冒出幾句反對的話。整個早晨都是如此。談話主要是在我和伯蒂之間進行的。至於當時談了些什麼,我現在一點都不記得了。如果我們二人單獨在一起,我們是不會這樣談話的。這次談話是專為勞倫斯安排的,我們希望他能參與進來,但看來我們的努力基本上是失敗了。我們圍坐在火爐邊的沙發裡。勞倫斯坐在右首,他差不多是在蹲著,還低垂著腦袋。伯蒂時不時地在火爐旁站起來,當我思考時我也站起來。你知道,在與來訪者的聚會中,兩位老朋友之間談話的那種情景。我以前沒有見過勞倫斯,後來也再沒有見到他。多年之後,他的通信集出版了,在一封信中他說,我是布盧姆斯伯裡俱樂部唯一支持他的成員,因為我訂購了他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我所記得的就是這些了。不過邦尼對勞倫斯的生平作過記述,從中我可以作出一些推斷。我想,勞倫斯的一生受到兩方面的情感糾纏的影響。其一是集中在奧特蘭身上。奧特蘭始終都不僅屬￿一個社交圈子。除了伯蒂以外,劍橋和布盧姆斯伯裡也正準備接納她。勞倫斯、格特勒、卡林頓是她裙子上不同的幾道褶邊。勞倫斯對其他幾位心存妒嫉。當時,劍橋的唯理主義和犬儒主義正處於鼎盛時期,這使他產生了抵觸心理。我想,伯蒂使他形成了對劍橋的第一印象。這壓倒了他,吸引著他也拒斥著他——這就是他另外一種情緒上的紛亂。這顯然是一種教養,也顯然是他感到不適的和無法企及的——這既極大地拒斥著他,也極大地吸引著他。現在,邦尼自己走入了他的生活,既不是通過奧特蘭也不是通過劍橋或布盧姆斯伯裡。他顯然很喜歡邦尼,當他看到邦尼為劍橋所吸引時,他就妒心更盛了,正像他對奧特蘭最近傾向於劍橋而心有不滿一樣。除了嫉妒之外,勞倫斯與戰前劍橋的對立情緒也嚴重得無以復加。

  雖然如此,那麼勞倫斯的感受中是否有一些可取之處呢?一般說來是有的。他的反應雖然有失偏頗,但也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我說過我已忘記了談話內容,但可以想見得勞倫斯的態度是很容易被擊破的——雖然不像弗蘭克的態度那樣完全站不住腳。因此,對於他的談話的表面價值,認可它或估價它都是愚不可及的,但在其表面價值背後,他對生活的態度中有沒有重要之處呢?勞倫斯忽略了生活中那些本來具有價值的東西,他對生活簡單粗暴的理解不能不說是一大缺陷。邦尼所寫的傳記使我又重新回顧了戰前十多年中我們的心靈史。如果這不會令俱樂部過於震驚,那麼我將在這篇投給會刊的稿件中回顧一下我們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而不是肉體上的歷程,以此來說明一個空白的頭腦中留下了怎樣的印記。這些印記又從何而來,以及一個人是否應然保持著年輕時的信仰。

  我是在1902年的朱迦勒節來到劍橋的。當年年底摩爾的《倫理學原理》出版了。現在這一代似乎很少有人去讀它,然而它顯然對我們影響至深。這種影響以及圍繞它進行的種種討論曾經統轄過一切,也許至今仍然統轄著一切。我們所處的時代,一個人的信仰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這也正是年輕人的特性,在成年人那裡往往就會淡化。那時我們所形成的獨特的情感至今未改。正是這些獨特的情感影響了我們大多數人,使我們彙集成這個俱樂部,而又與其他人分開。

  儘管我們這些人物各不相同,但這種影響對我們來說是共同的——摩爾本人是個清教徒;斯特雷奇(這就是他當時的名字),是個伏爾泰主義者;伍爾夫是位拉比;我自己是個非國教教徒;謝潑德是個國教教徒和(現在成為)牧師;克萊夫是個整天樂樂呵呵的傢伙;悉尼-特納是個寂靜教教徒;霍特裡是個教條主義者。而在那些剛剛參加進來的人中,麥卡錫和安斯沃思與摩爾有私人情誼,因而受摩爾的影響就更深。福斯特我們那時候見得不多,他那時已經成了離群之馬了。只是對我們這些在1903年很活躍的人來說,摩爾的影響完全取代了麥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羅素。他的影響不僅僅是壓倒性的,而且是與斯特雷奇常說的「令人沮喪」相對立的另一個極端。

  這一切都多麼令人興奮啊,這是又一次文藝復興的開始,這是一個新的人間天堂,我們正是這新的天命的預言者,我們什麼都不怕。我們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因而即使在我們最為落魄失意的時候,我們仍然富有活力。這是如今的年輕一代所不具備的,他們只是對某些人物稍加效仿,然而非但不能超越他們,就連他們在心中的幻象都逐漸淡化了。

  我們從摩爾那裡獲得的並不是他所給予的。他的一隻腳已經跨入了新的天堂的門檻,然而另一隻腳卻仍然深陷於西奇威克和邊泌的功利主義計算以及正統行為的一般準則中。《倫理學》原理中,有一章我們是不屑一顧的。可以說,我們接受了摩爾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條。實際上,在我看來,他的信仰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條成為不必要的東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終極目標,而「道德」不過指向外物與中介。下面我將會說明,一個人如果懷有信仰,而拋掉道德準則,那將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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