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121)_凱恩斯

一二一

　　我們這兩個曾如此經常地在敵對、禮節和拘束中互相見面的人，能毫無阻礙地會面，是很不平凡的。那些巴黎談判似乎是可笑的，屬一場夢；在一刻的感情局促之後，我們坐下來開始了一次漫長的閒談，像兩個普通人那樣。他告訴我關於在魏瑪的最後日子；以及在條約上簽字的鬥爭；他自己的辭職；這些日子如何曾是所有歲月中最可怕的；埃爾茲伯格如何精心背叛，向英國政府的一個代理人出賣在諾斯科、戴維和他自己之間的一次秘密內閣會議的決定，在這會議上決定在任何事件中他們必須簽字，他，梅爾基奧爾，如何認為，勞合·喬治最終決定拋棄向著中庸的努力，是不知道這個決定。

　　梅爾基奧爾的感情是向著德國，和他自己的人民帶給他們自己的虛假和屈辱，而不是向著我們。那時，第一次，我也最清楚地理解，東德居民如何向東看而不是向西看。對他來說，這場戰爭是一場對俄國的戰爭；最困擾他的是，關於黑暗勢力的考慮，這股黑暗勢力現在可能正在從東方興起。我也比以前更好地理解，他是一位真正的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一位嚴格的，正直的道德家，一位猶太法學者。違犯承諾，違犯法律，體面舉止的衰退，一夥人背叛承諾，另一夥人不誠實地接受不可能的條件而無實行之心，德國接受他不能履行的條件，幾乎和協約國強加他們無權強加的東西一樣是有罪的——就是這些違背戒律的罪過，如此嚴重地傷害了他。

　　當我們談下去時，上午過去了，這開始對我而言顯得荒謬：我們不應公開地一塊吃午餐，像任何其他一對一樣。因此我請他到我的旅館，在那兒，一位德裔美國猶太人，保羅·沃伯格，梅爾基奧爾的漢堡夥伴的兄弟，他以前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主要人物，美國領導性金融家之一，他也成為我的客人。我們外出穿過阿姆斯特丹漫步，梅爾基奧爾，這個很瞭解它的人，在路上帶我去看古代貧民院的庭院，他說，它最完美地傳達給他這個城鎮的親密氣氛。這是個迷人的所在，安定和隱居的象徵。

　　我的書那時沒出來，我隨身帶有我寫的關於總統一章的草稿。午餐後，我將它讀給他們聽。為求清靜我們上了樓，這次沒有去梅爾基奧爾的臥室而是去了我的臥室。我注意到這兩位猶太人的反應。沃爾伯格，出於個人原因，憎恨總統，對他的窘迫感到一種高興；他笑著，咯咯笑著，認為它是一個極好的打擊。但梅爾基奧爾，當我讀時，變得更嚴肅了，直到結尾，他顯得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這，就是幕簾的另一面，既不是深邃的原因，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也不是莊嚴的邪惡。

　　對《我的早期信仰》的導注

　　下面這篇文章是作為我的一篇回憶錄的結果而寫的。我的回憶錄被讀時洛德·凱恩斯不在，我想是由於他的疾病。後來送給他讀。我沒有把握確定凱恩斯讀我的文章的日期，但裝它的信封表明，是在1938年8月底。他的文章，印在這兒是9月初寫的。這時我的文章在他的頭腦中是新鮮的。我的回憶錄的題目是關於這些事的故事：我介紹我的幾位朋友給D.H.勞倫斯，他強烈地不喜歡他們，這使我非常痛苦也非常失望，這也使得我停止見勞倫斯。凱恩斯是勞倫斯最不喜歡的我的朋友們中的一個。他關於他們的感覺，從實質上說，是宗教的不寬容。他是一位預言者，恨所有那些他們的信條使他們永不能成為他的信徒的人。在我的回憶錄中，我將這寫了出來，因而導致凱恩斯重新審視他的早期信仰如下。

　　我開始認識勞倫斯和佛裡達是在1912年，歸因於我父親同他的友誼。

　　我非常喜歡他，並且毫不懷疑他也喜歡我。我從未遇見過表現出具有如此天才的作家。我極為崇拜，現在仍然崇拜——他的短篇故事，他的詩和他的幾部小說，特別是他的第一部小說《白孔雀》。但我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和科學家，我反感他直覺的和武斷的哲學。同時，我來自劍橋的朋友們的觀念使我感興趣並吸引了我。

　　因而這就是不可避免的：或遲或早，勞倫斯將會訓斥我，既然我永遠不能嚴肅地接受他的哲學。通過他會見我的朋友們，這份原已出現的裂痕越被加深了。我最後一次拜訪，同勞倫斯呆在一起之後，他寫給奧特蘭·莫雷爾女士——我也曾將他介紹給她——在一封收入他出版的通信集的信中：

　　「我們有戴維·加尼特和法朗西斯在這兒和我們一起度過週末。當比勒爾來時，累且有點茫然若失，心神不安——我愛他。但，我的上帝，聽他談話使我發瘋。聽這些年輕人談話真是使我充滿黑色的憤怒：他們沒完沒了地談，僅僅沒完沒了——從不，從不說什麼好東西。他們每人被裝在他自己的一個堅硬的小殼裡，他們像從這裡面說出話來。再也沒有任何感覺的友善．沒有尊敬——沒有一片甚或一粒尊敬。我無法忍受它。我不願有像這樣的朋友——我寧可獨處。他們使我夢見了一隻像蠍子一樣咬人的甲蟲。我殺死了它——一隻非常巨大的甲蟲。我弄傷了它，它跑了──但我再次追上它，殺死了它。它是我無法忍受的對這個一小群自己人的恐懼。

　　在同一天，1915年4月19日，勞倫斯寫信給我：

　　「我親愛的戴維，

　　永遠不要再帶比勒爾來看我。他身上有像黑甲蟲一樣的令人厭惡的東西。他是可怕的、不潔的。我感覺我將變得瘋狂，當我想到你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鄧肯·格蘭特和凱恩斯及比勒爾。它使我夢見了甲蟲。在劍橋我做過一個同樣的夢。以前，在斯特雷奇身上我稍微感到了它。但它現在整個來到我面前，在凱恩斯和鄧肯·格蘭將身上，昨天我在比勒爾身上又一次認識了它……你必須離開這些朋友，這些甲蟲。比勒爾和鄧肯·格蘭特永遠不可救藥了。凱恩斯我沒把握……當我那天上午在劍橋看見凱恩斯時，它是我生命中的危機之一。它使我發瘋了，帶著痛苦、敵意和憤怒……

　　它真是告訴我同他或同我的朋友們決裂的一個最後通牒，我以我認為合適的方式答覆了這封信。以後偶然地，在停戰之夜，1918年11月11日，在阿德爾菲的蒙塔古·希爾曼的房間裡，我僅僅再見過勞倫斯一次。裂痕將無疑已癒合了，假如勞倫斯更經常地在英國。當佛裡達定期訪英時我繼續看望她，並於1928年寫給勞倫斯一封使他高興的信中，告訴他我多麼崇拜《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作為回報，他也給我寫了一封溫暖，友好的信。

　　讀者現在明白了這些事實，這些事實導致梅納德·凱恩斯重新檢查他的信仰和他的最親密的朋友們的信仰——當他們是劍橋的大學生時。

　　戴維·加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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