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114)_凱恩斯

一一四

　　我們機械地鞠躬，然後很擁擠地面對面坐在列車車廂一端，中間有一張可折疊的橋牌桌。我們是九個人，他們是六個人。大家贊同講英語，這有排拒法國人的優點。因此，這位C——伯爵變得不悅，把一根長手指搭在長鼻子上，不合時宜地說道：「為了我本人，我抗議」，「為了我本人，我不能依從」。這個傻瓜！我懷疑他有什麼毛病了。我不認為曾對任何人合計起來如此粗魯過。我初次遇見他，是在羅亞爾咖啡店的午餐會上。當時，他和我正做西班牙證券交易所的工作，我們相處的還不錯。他是一位「有教養」的基督徒，在和平時期，憑稍稍有些可疑的財務，勉強維持著一小塊不動產。

　　但是後來，他變為福什在法國財政部的偵探，以受過訓練的耶穌會會員那種愜意、狡詐、半瞎闖的風格玩著他的遊戲。有一次，我跟他在巴黎他的小公寓房裡吃飯。那是一個小型宴會。三名受雇的侍者穿著潔淨無瑕的襯衣，戴著乾淨的白棉手套，很是不同凡響；每一道菜都伴有一新杯新酒；豐盛精美的食品不知是何處所做，但每一盤以及每一盤的調料都因襲地做成土豆的各種形狀，這一切恰像我某次在伊利斯參加的正式午餐的複製品。就我是一位單身漢的話題，那位夫人和我詼諧而談，交換著妙語。克羅斯比先生——由一位法國母親生於路易斯安那，作為唯一會說法語的美國人而獲得了至尊之榮──以徹底的流利性喋喋而談，講述內戰後在他兒童時代南方所遭受的貧困。那個房間刻板的不雅和狹窄的不適──我雖然難以描述，但仍然能感受到——使一種法國式的貪婪的貧乏深深壓迫著我。

　　梅爾基奧爾博士是他們的發言人，講著生動的、有說服力的、近乎流利的英語。在其他人中，現在我只想起了兩位——考夫曼博士，德國國家銀行的代表，年齡較長，精神頹喪，雙眼透出渴望和緊張，典型的中產階級，似乎有點像一把陳舊的破傘；他一開始就沒抓住會議的議題，也再未恢復到議題上來，不過他對梅爾基奧爾所講的任何內容都急切地予以肯定。另一位是外事局的代表，屬那種特種部隊學院的類型，狡猾而相當快活，例著嘴舒暢而笑，急切地捕捉著我們這些人的目光。梅爾基奧爾以一種使人對之產生真誠印象的方式，從容、謹慎而不停頓地講話。我後來知道，就是這位猶太人，並且只有他，確立了失敗者的尊嚴。

　　這第一次會議幾乎未產生什麼實質性東西。在對付法國人的企圖方面，我們浪費了一些時間。他們以免遭布爾什維主義威脅、使之更安全一些為藉口，主張將存放在德國國家銀行的黃金轉移到佔領區。對我來說，不難執行伯納·勞先生的指示，即不鼓勵這個方案。梅爾基奧爾徒勞地為獲得貸款作辯解，為此他機敏地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設想。我專注於我的職責，冷淡、明確地發言，力圖使他們獲得這樣的印象：他們必須將這種念頭逐出他們的腦袋．因為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們堅持的話，那就會浪費掉珍貴的時間。

　　在船隻換食品方案方面，我們幾乎毫無進展，因為對德國人而言這種設想是新的，他們沒有來自魏瑪的指示，並且他們的船運代表尚未到達特裡爾。不過，我們的確達成了一項有益的臨時性協議，通過這項協議，他們立即以黃金和外幣形式向我們支付約500百萬英鎊的款項，用以交換一項即刻供應的食用油和煉乳。對他們的食品供給已在一個小的規模上開始了，專門負責食品供給的組織機構正在建立。我起草了計劃，盡可能在細節上做到嚴格地公平。我認為，他們是高興的；感覺到氣氛並非完全不友好；開始認為（從食品供給正被考慮來看，的確不是被欺騙）存在著一種被公平對待的機會。

　　下午，船運代表們抵達了，既是官方代表也是支配性的德國航運公司代表。這是因為，他們剛從電報中得知：他們的海船的讓渡，將是停戰協定更新的一項條件。這個會議沒我的事。我是出於好奇參加了它。相對於那節列車車廂，漢堡的大船東們人數太多了；因此，會議被定於特裡爾火車站外面的一個酒吧中舉行。我們，這些協約國代表，在接待室集合。他們，這些戰敗者，沒有他們的地方，只好湊合著聚集在酒吧中；不過，這個酒吧還在繼續營業，特裡爾的職員們進進出出。主席職位由B——先生占了，他是一位自命不凡和近乎低能的美國人，曾因不費代價地從發明者那兒購買對現代洗衣機而言很基本的一種小設計而發了財。德國人被叫到了會客室。他們的主要代表已經在發言了，法國年輕譯員開始翻譯道「諸位……」，這時這位德國人用英語急促地喊道「『諸位』！如果你願意的話，說『先生們』！」這些奄奄一息的海上霸主，就這樣為他們的命運而致禮。

　　回到巴黎時，我感到極不舒服，兩天后，就躺在床上休養了。高燒接踵而至，比切姆博士宣佈說，在特裡爾火車站的不潔環境中，某種有毒細菌已感染了我。我躺在麥基斯蒂克飯店我的套房裡，幾乎要發狂；在黑暗中，新奇的藝術壁紙圖案的幻象如此使我敏感地感到苦惱，我不得不打開燈，通過覺察到真實的壁紙圖案，而從其幻象的可怕壓力中解脫一會兒。退燒後，我身體很虛弱，難以勝任辯論的混擾；在巴黎，事情進展緩慢；因此我從那裡溜走了，到了裡維埃拉，坐在西蒙·伯西的陽臺上，沐浴著陽光度過了兩星期。

　　從達德利·沃德來的一份電報叫我返回時，自特裡爾以來已過了一個月。停戰協定的更新再次失效，另一次會議即將來臨。2月13日，我再次登上火車，隨馬歇爾去德國。這是因為，儘管表面上相反，其實特裡爾的第一次會議幾乎沒有解決什麼問題。雖然我們已說服梅爾基奧爾向我們提供400百萬英鎊的黃金作為對食品的支付，但我們對此的接受還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最高會議的約束。這是因為，克洛茨對於為此目的動用黃金的禁令仍然有效。儘管我們可以寄希望於他對於接受這一筆小金額的承認，卻尚無服務於這一食品計劃和穀物進口的財政供應。關於其他非黃金支付方式同梅爾基奧爾的討論，幾乎未產生什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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