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113)_凱恩斯

一一三

　　我已經說過，總統用了高尚的措辭講話；然而人們的動機是各色各樣的。胡佛先生坐在他旁邊，此人作為美國食品事務的負責人，已向美國農民們承諾，要為他們的豬爭取較高的底價；這個承諾已經過分刺激了那個大陸上的母豬們；豬價正在下降。下面，是那天晚上我從巴黎寄給財政大臣的一份報告的摘錄：

　　「至於熏肉，美國人已建議我們卸下準備運往德國的低級熏肉的巨額儲備，而代之以來自美國的更新鮮的儲備。它將更易於銷售。……形勢是明朗的。對中立國，脂肪的封鎖正在解除，德國將大規模地收到脂肪供給。布爾什維主義將被挫敗，新紀元將開始。在最高戰爭會議上，威爾遜總統在關於即刻實施這些政策方面作了很雄辯的發言。……這時胡佛先生正睡在這樣一種夢魘中：豬群從他的被褥上漂遊而過；他坦率地承認，必須不惜任何危險，驅散這種夢魘。」

　　這就是我在特裡爾的原因。我們努力去挫敗法國的計劃，根據他們的計劃，在停戰期間將只有軍方要人與德國人會談；我們要在那兒為向德國供給食品作出初步安排，並同德國文職代表們討論他們可能的支付方式。

　　在我們返回特裡爾車站的列車車廂之前，我必須較詳細地向你們解釋一下兩個較為複雜的困難情況，因為它們對於我的情節此後的發展至關重要。

　　雖然我們中的一些人為食品和財政之事來到了特裡爾，但是手頭上還有另一件事務。最初的停戰協定遺漏了非常多的事情，繼起的欲望將會把它們提上議程。在這些事情中，德國商船隊就是一個。協約國費盡心機想將這些船列入和約，但同時卻沒有獲取它們的有關條款。然而，噸位供應非常緊缺，德國船隻可能應該是有用的。於是就設想，使它們的立即讓渡成為第二次停戰協定的條件之一。你們會記得，正是這第二次重訂，由如今在特裡爾的福什負責談判。可這件事並不像它聽起來那麼簡單。當然，德國人會全力以赴抵抗他們船隻的讓渡之事；然而，既然世界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將在多大程度上忍受對德國的侵犯－簡單地基於德國拒絕做某件她放下武器時未承諾也未寫入條約的事情——是有疑問的，那麼說他們的拒絕將威脅到停戰的中止，就不免含有可觀的詐騙成分；此外，那時，如現在一樣，德國軍隊沒有被真正遣散和解除武裝，因此侵犯將不得不使用武力，這將延宕我們自己軍隊的復員、使政治家們變得不受歡迎。

　　海軍總司令部——曾被要求報告英國海軍簡單地突襲德國碼頭，海盜般地劫取德國船隻的可能性——回答說，這將是一項尷尬的努力。

　　這樣就存在著外交餘地。我們的外交計劃的中心觀點，是將船隻的放棄與食品的供給聯繫起來。既然無論德國放棄船隻與否，向德國供給食品都對我們有利，那麼這個計劃也涉及一種虛張聲勢的成分。不過在世人面前，可以使它以更好看的面孔出現；因為我們能夠很真誠地——像事實上我們做的那樣——指出：如果德國不把她的船隻交由我們處置，我們將難以找到足夠的船隻向她供給食品。通過她的潛艇，德國已將運輸能力減少到使整個歐洲面臨饑餓危險的水平上；如果她自己想被供給食品，唯一合理的做法是，她應將儲存在她的港口中的船隻借給我們，向她、也向她的鄰國運送食品。所以，船隻換食品是一筆合理交易。這個詐騙也遠不那麼危險，因為德國對食品的需要，大概比我們對船隻的需要更緊迫。

　　還有另外一個複雜的困難情況——一種心理方面的──使迷茫的、屈服的、神經崩潰的、甚至饑餓的德國代表理解這一計劃的實質所在。在後面你們將聽到，為了使他們頓悟，最終需要採用什麼冒失方法。在他們的思想中，有兩個支配性觀點。第一個是，在和平談判中，這些船隻可能是他們最好的交易籌碼，除非為了一種完全確定的等價物，它們絕不能被提前交付。第二個是，他們可能合理地希望，不用自己的資源、而是通過得自美國的一筆貸款來為他們的第一批食品付款。因為那時候，他們很真誠地相信總統仁慈的意圖和他的國人的人道主義動機。

　　但是，這兩個主意其實都不好。這是由於，我們已鐵了心，無論如何要得到這些船隻作為潛艇造成的損失的彌補，他們最終的交換價值倒是微不足道的。那個時候，美國的反德情緒已上升到最高點，以致一筆對德貸款（它必須經過國會投票）的政治可能性絕對地等於零。心思全撲在這兩個想法上，就妨礙了德國人看清真實形勢：英國和美國是真心盼望並力圖為向德國供給食品提供便利；由於我們不得不同法國玩遊戲，這就使我們不能太公開地這樣說、或者做出絕對承諾。出於國內政治原因，我們無法借錢給他們，但願意允許他們為購買食品而動用他們的海外資產——如果不動用的話，這些海外資產肯定會在稍晚一些時候被抵作賠款。他們德國人如果力圖保有這些船隻和黃金，那就會一無所獲，這是因為，在這個關鍵時機它們將被允許用來換食品，但根據條約，它們是將被抵作賠款的。我們同他們的關係是虛虛實實的，但他們這些德國聰明人辨別不出實在何處、虛在何處。

　　另一方面，我想，我們相當地高估了那時他們進口食品的緊迫性。如今我似乎覺得，那時候他們其實有我們預料之外的更多錦囊妙計。在以後三個月的談判中，一個奇怪的特點是：根據所知所見來判斷，英國關於德國食品供給的焦慮，從其與時間相聯繫的急迫性來看，決定性地比德國人自己的焦慮更為強烈。在我自己的思想中，從未很清楚地弄明白：這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德國人秘而不宣的儲備；多大程度上歸因於他們對供給食品所需時日之長——從海外購買小麥的談判之日到小麥實際運入德國之日──的低估，對此我們是非常瞭解的；多大程度上歸因於那時佔據德國頭頭們頭腦的對大計劃之破產的不負責任、缺乏先見和缺乏任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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