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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由於他仍是布裡斯托爾的政治經濟學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這裡,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大有好轉,但在餘下的後半生裡,他一直對自己的健康狀況疑神疑鬼,總覺得自己快要垮了。實際上,他的體格十分強壯,所以年屆高齡之時,他仍能筆耕不輟。脆弱的是他的神經,一旦用腦過度或由於與人辯論以及意見紛爭而引起頭腦興奮,他的神經就會失衡。遇到比較繁複的工作的時候,由於無法長時間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實際上,他已經看到了展現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準備把他頭腦中已經成形的理論結晶奉獻給這個世界,但體力和精力如此不濟,這讓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經35歲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還不足以建立一門新的科學,而這門科學對人類卻是至關重要的。接下來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惡化,在他本應大展宏圖的時候,這樣的身體狀況卻使他的勇氣大受挫折,儘管他的決心從未動搖過。

  在布裡斯托爾大學學院的董事中,有擔任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院長的喬伊特博士和亨利·史密斯教授。他們在定期赴布裡斯托爾履行公務時,常常到馬歇爾家中作客。喬伊特始終對經濟學懷有興趣。在擔任巴裡奧學院導師期間,他就開設了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座,而直至晚年,他還堅持在這一學科上單獨輔導那些本科生。喬伊特對馬歇爾的興趣和信任是在董事會會議之後的晚間長談中建立起來的。1883年,阿諾德·湯因比英年早逝,喬伊特就邀請馬歇爾接任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研究員和政治經濟學講師,並給駐印度行政機構候選文職人員授課。

  馬歇爾在牛津的經歷雖然短暫但卻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華的學生,他的公開講座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聽眾,他們聽課的熱情之高為馬歇爾的教學生涯中所僅有。在不同場合的公開辯論中,他得到了亨利·喬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學的地位也就日漸顯赫。不過,由於福西特於1884年11月去世,馬歇爾就於1885年1月回到劍橋,接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之職。

  四

  馬歇爾正式開始經濟理論的研究開始於1867年,到1875年,他的理論已獨樹一幟,最終成形是在1883年。然而直到1890年(《經濟學原理》),他的這些理論從未以著作的形式面世。他最早開始而完成於1875年的研究課題甚至直到1923年(《貨幣、信用和商業》)才得以出版。他並不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占為己有,通過講座以及與朋友、學生們的談話,他已毫無保留地展現了自己的思想。而這些思想又通過一些私下印行的小冊子和他的學生們的作品為更廣泛的人們所瞭解。他的這些分散的理論也被摘入皇家委員會的徵詢錄中。這樣,當他自己的著作問世之時,也就失去了本應有的轟動效應和震撼力。而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也就很難理解在英國他的同代人和晚輩們為何給他以如此崇高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在這裡就不妨做一嘗試,儘管因資料不全而難免有所疏漏,下面我將先來追尋馬歇爾思想發展的軌跡,然後再來探討他的著作遲遲不能出版的原因。

  馬歇爾1867年開始深入研究經濟學。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樣一系列日期: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年第一版,1871年第七版,是穆勒1873年逝世前親自修訂的最後一版;馬克思的《資本論》,1868年出版;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71年出版;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也出版於1871年;凱爾恩斯的《主要原理》,1874年出版。

  因此,在馬歇爾起步的時候,穆勒和李嘉圖還被尊為泰斗,地位不可動搖。唯一可與之比肩的是馬歇爾經常提到的羅雪爾。在方法上運用數學的觀念已經蠢蠢欲動,但還沒有任何的實質性成果。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初版序言中提到,古諾的《財富理論的數學原理研究》(1835年)曾經對他產生過獨特影響,但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時得到這本書的。古諾的影響;一位劍橋數學家當時對李嘉圖的自然反應;或許還有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三篇,第十八章論述「國際價值』,的算術示例中隱約可見的代數分析,所有這些,就是馬歇爾的起點。對於自己從1867年到1875年美國之行的思想發展狀況,馬歇爾曾作過記述,現正好引用於此:「他不但在擔任私人教師時講授數學,還盡可能地把李嘉圖的推理轉換為數學方法,並努力使它們更具一般性。與此同時,他又被羅雪爾以及其他德國經濟學家,乃至馬克思、拉薩爾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所持有的新的經濟觀點所吸引。

  但是在他看來,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往往不足以證明他們為經濟事件所找到的原因是正確的。他認為,預測經濟的未來當然是困難的,但要正確地解釋過去的經濟狀況也非易事。而且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者們低估了所遇到的困難,他們倉促之間就下定結論,認為通過廢除私有財產就可以清除人類本性中的缺陷與弱點,……他努力去深入瞭解實業界的實際運作以及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這樣,他一方面可以瞭解每種主要工業的各種技術特徵,另一方面又與那些工會主義者、合作者和其他工人階級領導人建立了聯繫。然而,多年間的實際研究並未取得多大的成果,於是他決定抽出時間撰寫一篇關於對外貿易的專論或文章,因為這方面的事實資料都可以從現有的文件中找到。他認為首先應該撰寫一批這種有關各種經濟問題的專論,然後再寄希望於把這些專論編寫成一部綜合性的論著,其涵括範圍與穆勒的著作相仿。

  在完成了綜合性的論著之後,而不是這之前,再看手撰寫一本簡短又通俗易懂的論著。依他的意見,這才是最佳的工作順序,但由於環境的壓力,他的這一計劃被打亂了,甚至幾乎顛倒了。他確實撰寫了一篇有關對外貿易的專論草稿。1875年,為了研究新興國家的貿易保護問題,他前往美國,訪問了那些重要工業的所在地。然而,婚姻打斷了這項關於對外貿易的研究。他與妻子一起合著了一本工業經濟學方面的短論,這本書為了使工人階級讀者能夠看懂而大大簡化了。然而正當此時,他卻身染重疾,以至於一段時間裡他看起來再也不能勝任任何繁重的工作了。稍後不久,他感到體力有所恢復,於是就完成了經濟問題的圖解說明。雖然已故的瓦爾拉斯教授曾在1873年左右敦促他出版這些圖解說明,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感到,在對實際狀況進行具體研究之前發表這些成果,會使它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切合實際。於是他開始著手做一些必要的限制,添加一些必要的條件,而這就成了他的第五本著作《經濟學原理》的核心部分。以這些核心內容為基礎,他又前後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直至全部定形後才於189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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