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46)_凱恩斯

四六

　　馬歇爾在克利夫頓的主要收穫是與H．G．戴金斯成了朋友，戴金斯是在1862年克利夫頓學院建院時來擔任院長助理的。通過戴金斯，馬歇爾又與J．R．莫茲利結識了。與他們二人的友誼使馬歇爾得以進入到以亨利·西奇威克為核心的一個知識界的小圈子。在此之前，馬歇爾與當時的知名人士之間尚無交往，而在他回到劍橋之後，他就成了「格羅特俱樂部」這個小型非正式的討論會的成員。

　　格羅特俱樂部的成名，源於約翰·格羅特牧師在特朗平頓住所的餐後討論會。格羅特牧師自1855年至1866年逝世時為止一直擔任倫理學的奈特布裡奇教授。創始成員中，除格羅特之外，還有亨利·西奇威克、奧爾迪斯·賴特、J．B．梅厄和約翰·維恩等人。皇家學院的J．R．莫茲利和聖約翰學院的J．B．皮爾遜稍後入會。馬歇爾這樣記述了他與這個討論會的關係：「我在1867年被吸收入會的時候，當時會中的活躍分子是F．D．莫裡斯教授（他是格羅特的繼任者），西奇威克、維恩、J．R．莫茲利和J．B．皮爾遜……在1867或1868年之後，討論會曾經冷清了一段時間，但W．K．克利福德和J．F．莫爾頓的到來又給俱樂部帶來了新的活力。

　　後來的一兩年中，西奇威克、莫茲利、克利福德、莫爾頓和我都是俱樂部的積極分子，每次活動都按時參加。克利福德和莫爾頓當時對哲學還所知不多，因此討論的前半個小時他們都緘默不語，而只是凝神靜聽其他人，尤其是西奇威克的發言。這之後，他們就開始滔滔不絕地暢所欲言。在我所聽到的精彩的討論中，如果讓我原原本本地記述哪一次，我一定會選擇主要由西奇威克和克利福德侃侃而談的兩三個夜晚。另外還有一次格羅特俱樂部聚會之前的茶間談話，我當時雖然沒能及時記錄下來（我想大概是在1868年），但這也是一次值得懷念的場景。當時發言的只有莫裡斯和西奇威克，西奇威克盡情地逗引莫裡斯，使莫裡斯回顧了30、40乃至50年代的英國社會政治生活。莫裡斯神采飛揚，滿室由此而生輝，他與西奇威克之間一唱一和，有問有答。結束之時，我們其他人紛紛向莫裡斯致謝，感謝他帶給我們一個如此美妙的夜晚……」

　　就在這個時候，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他的精神歷程發生了一次危機，這一點他後來常常談到。他研究物理學的計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因為對知識的哲學基礎，尤其是對神學陡然生起的濃厚興趣而中止了」。

　　馬歇爾在劍橋讀本科的時候，雖然他喜愛數學勝過古典文學，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仍希望得到教會的任命，有時還熱情祈望能到異國他鄉去傳教。他終生都是個傳教士，但在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他的宗教信仰消褪了。在他的餘生裡，他成了一名當時所稱的不可知論者。關於他當時與西奇威克之間的關係，他這樣說道（1900年11月26日在三一分會紀念西奇威克的集會上）：「雖然名義上我不是他的學生，但在倫理學領域，我的確是他的學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學生中年齡最大的一個，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說，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時候，我向他尋求幫助，在痛苦的時候，我向他尋求撫慰，而我從未掃興而歸。與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尋常的分分秒秒，它們使我重獲生機。我所經歷的磨難與疑慮可能與他早年的開拓歷程有相似之處，但他的學識更淵博，洞察更深遠。也許，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謝意的人中，我是最應該感恩戴德的一個。」

　　馬歇爾開始他的劍橋歷程的時候，我想，如果以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正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因為這時，基督教教義正在從英國或者至少是從劍橋的哲學世界中退卻。1863年，24歲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條」為享有研究員資格的條件，並正在致力於閱讀希伯來文的《申命記》和準備講授《使徒行傳》。而當時對青年知識分子影響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漢密爾頓哲學探討》前，從未寫過任何明確背離教義的東西。在此前後，萊斯利·斯蒂芬是英格蘭國教會的牧師，詹姆斯·沃德是脫離國教教派的牧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正是牧師職位的候選人，W．R．克利福德則是高級國教教徒。

　　1869年，西奇威克放棄了自己的研究員資格，以便「從教義束縛中擺脫出來」。之後不久，所有這些人都不能再被稱為基督徒了。然而，與西奇威克一樣，馬歇爾盡可能地不採取「反宗教」的態度。他仍然認同基督教的道德準則、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動機。在他的表述中，從未出現過貶損宗教的語句。他的學生們也很少有人能說清他的宗教觀點。臨終之際，他說：「宗教對我來說是一種人生態度。」這就是說，雖然他已經放棄了神學，但對於信仰，他卻越來越誠篤。

　　這場60年代的大轉變是一種理智上的轉變，而不是後來的時代中發生的那種倫理或情感上的轉變，這場轉變完全是由知識分子之間的論爭而誘發的。馬歇爾常常把自己思想轉變的原因歸結為圍繞H．I，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而展開的爭論。他最早是在J．R．莫茲利那裡看到這本書的。對當代人來說，曼塞爾已經算不了什麼。但在60年代，作為把基督教義建立在理智基礎之上的最後一次嘗試的倡導者，他卻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曼塞爾曾任牛津大學的導師，後來成為聖保羅學院的院長。1858年，他「採納了漢密爾頓的獨特理論，把康德引入到英國國教事業中來」——人類精神的一種古怪的逆轉，這種理論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1858年，出版了《班普頓演講集》的曼塞爾作為傳統觀念的衛道士而一舉成名。

　　1865年，正當馬歇爾獲得學位，並開始專注於探討宇宙奧秘的時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漢密爾頓哲學探討》，書中對曼塞爾把漢密爾頓附會於基督教神學加以批評，曼塞爾也作了回答。曼塞爾為正統觀念所做的辯護「向我表明，」馬歇爾說，「需要辯護的地方何其多」。這次大辯論主宰了馬歇爾的思想並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學，進而又轉向社會科學領域。

　　1859年，即《班普頓演講集》出版之後第二年，《物種起源》問世了，它使人們的思想從雲霄之間回到陸地，並開闢了一條光明之路。1860－1862年，赫伯特·斯賓塞的《第一原理》（現在依然難以讀懂）也在漢密爾頓-曼塞爾爭論中應運而生，它獨闢蹊徑，使形而上學融於不可知論，並且告誡那些並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學觀念的人不要走入死胡同。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進化論以及——前一代知識分子所推崇並留存下來的──功利主義倫理學，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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