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47)_凱恩斯

四七

　　這樣，馬歇爾從形而上學轉向倫理學。我認為，馬歇爾從未明確背離過主宰著他的經濟學前輩們的功利主義思想。但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他是相當謹慎的。就是在這一點上，馬歇爾超越了西奇威克，而與傑文斯則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場上。我想，在馬歇爾的著作中，沒有哪一項經濟學研究是專門針對某一條倫理學教義的。經濟問題的解決，對馬歇爾來說並不是享樂主義計算的應用，而是人類發揮自己更高才能的先決條件，而這種「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麼並不重要。經濟學家們可以向世人宣告：「對於貧窮原因的研究也正是對很多人墮落原因的研究」。這一宣告已足以說明經濟學家的目標。因此，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濟學領域內的事實與推斷，而這也正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標和最高旨意」。當然，不可否認，社會進步同樣「部分地依賴于人類在道德與政治上的天性。在這些事情上，經濟學家們沒有特殊的資料來源，而只能做與其他人同樣的事，並盡可能地去猜想」。

　　這就是他的最終姿態。他是通過倫理學進而涉足經濟學的。在晚年對自己的精神歷程所作的一次回顧中，他說道：「我從形而上學走向倫理學。我當時認為要對現存的社會狀況進行一番論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們現在稱作道德科學的領域裡很淵博，他總是對我說：『懊！如果你懂政治經濟學，你就不會這麼說了。』於是，我就閱讀了穆勒的《政治經濟學》並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懷疑機會不均等狀況的合理性，甚於我對物質享受不平等狀況的懷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訪了幾個城市中最貧窮的地區，我從一個街區走到另一個街區，看到了一張張貧窮的臉。這之後，我就下定決心，要盡我所能地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徹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為《貨幣、信用和商業》所準備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轉向經濟學研究的前因後果：「大約是在1867年（當時我在劍橋正忙於講授數學），我見到了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它使我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種可能性才是他應當研究的最重要的課題。於是，我花了一段時間來研究形而上學，但不久就轉向了似乎較為前沿的心理學研究。心理學對人類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發展的可能性的種種探討把這樣一個問題帶到我的面前：為了過上美滿生活，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勞動階級的生活狀況必須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年長而睿智的人們告訴我，生產資料的數量不足以讓大多數人都能享受閒暇，都能有機會從事研究。他們還告訴我，我應當學習政治經濟學。我聽從了他們的勸告，我開始消徉於各種枯燥事實之中，並期待著很快獲得思想上的豐收。但越是對經濟學進行深入研究，我越是發現自己所知甚少，而應學甚多。到現在，我對這一領域進行專門研究已近半個世紀，然而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比剛剛入門之時更加無知了。」

　　1868年，當他還處在形而上學階段的時候，一種想要閱讀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帶到了德國。有一次，他說道：「康德，我的導師，他是我唯一崇拜過的人，但也僅此而已，因為除了他晦澀難懂之外，社會問題也不知不覺地來到我的面前，難道享受真正生活的機會只屬少數人嗎？」他和曾指導過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國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頓。黑格爾的《歷史的哲學》對他影響很大。他還接觸到了德國經濟學家，尤其是羅雷爾的著作。最後，在聖約翰學院院長貝特森博士的勸說下，學院為他專門設立了一個道德科學的講師職位，他的經濟學家的生涯由此開始了。但他還一度講授過道德科學的其他分支學科——邏輯學與邊沁的功利主義。

　　他為經濟學奉獻終身的願望現在終於實現了。他總是認為，與遵從他父親的願望比起來，這才是他註定要走的精神之路。兩年間的反復考慮與猶豫不定在他的頭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學生們講起自己這段選擇的歷程，教誨他們要與經濟學這一高尚職業——他正是這樣認為的——相配。因為他們要懷著科學的無私精神對日常生活中的經濟事務進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則，而正是這些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幸福與走向美好生活的機遇。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個年代，當他擔任劍橋倫理科學教授職位時，亨利·西奇威克與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與他的這兩位同事一樣，他也屬賢人兼牧師的一類人，然而，他也與他們一樣被賦予了雙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學家。作為一名神職人員，他並沒有比其他的神職人員有特別突出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名科學家，在他的領域裡，他卻是這一百年來世界上最偉大的。儘管如此，他總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個方面置於更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來，第一個自我是主人，第二個自我是僕人。這第二個自我只需在自己的範圍內自發地尋求知識，而第一個自我要服從推動實際進步的抽象目標。鷹隼那銳利的眼睛和張開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喚到陸地上，來完成一個說教者的使命。

　　這一雙重天性是一條線索，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理解為什麼馬歇爾時而堅定，時而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衝突的目標以及為什麼有時候會徒費心機；可以理解他總表現出來的雙重觀點；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種優勢。經濟學研究看起來並不要求那種出類拔萃的獨特天賦。理智地說，與那些哲學和純科學中的高深內容相比，經濟學難道不是一個簡單之極的學科嗎？然而，優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卻如鳳毛麟角。一個簡單的學科，而精通者寥寥！這種說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從這裡得到解釋：即一位經濟學中的大師必須是諸種天賦的綜合。他必須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相當的水準，然後把這些很難捏合在一起的各種天分融為一體。

　　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既是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能理會符號而又能訴諸言語。他必須在研究現在的同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人類的天性與習俗沒有哪些完全處於他的視野之外。他必須富有激情，追尋目標而又排除先入之見。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遠離塵世，又像政治家那樣腳踏實地。馬歇爾雖未達到這樣多才多藝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備了諸多天賦。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後天的訓練主要賦予了他經濟學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質——他是一名出類拔萃的歷史學家和數學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於特殊與一般、暫時與永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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