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31)_凱恩斯

三一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傑文斯

　　一

　　斯坦利·傑文斯在馬爾薩斯死後的第二年誕生，他只比馬歇爾年長七歲，比埃奇沃思年長十歲。在他獲得教授職稱之前，由福克斯韋爾教授代替他在大學學院中主持講座。他是我父親參加劍橋大學1875年的倫理學學位考試時的監考人。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據我父親回憶，是在早年之時，把他當作一位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福克斯韋爾教授代他主持講座已是60年前的事了，而他作古已有50餘年了，雖然我們今天（晚了一點）才來紀念他誕辰100周年，但我們認為，在穆勒於1873年去世之後的半個世紀中，他是統治著經濟學思想的經濟學家之一；而對我們這些今天彙聚於此以表紀念之情的人來說，他又是我們的教師和前輩。

　　他的家庭屬受過教育的脫離國教教派的教友階層。他們沒有學術界的社會關係，但在19世紀的前半期，他們組成了利物浦、曼徹斯特、利茲和伯明翰的知識界，並成為倫敦大學附屬學院中的本瑟姆基金會（成立於1826年）的骨幹，以及曼徹斯特大學（建於1846年）歐文斯學院的中堅分子。他的家庭和許多親屬都是無神信奉者，因此斯坦利·傑文斯也就終生保持這一信仰。他的父親是一位鐵器商，是史蒂芬森的朋友。他對那個時代的機械革新很感興趣，據說他建造了（1815年）用於海上航行的第一艘鐵船。

　　他自己出資支持建造泰晤士隧道，他還曾寫有一本有關法律的小書和一本經濟學小冊子。他的母親是一位女詩人，她生的第九個孩子就是傑文斯。她是威廉·羅斯科家族中最年長的孩子。這是一個頗具天賦的家族。威廉·羅斯科本人是利物浦的律師和銀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和藝術愛好者，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寫有很多著作，其中有《洛倫索·德·梅迪奇傳》以及《利奧五世的生平和教皇生涯》（他還寫有一本兒童文學作品《蝴蝶的舞會和草蜢的宴會》）。傑文斯娶了J．E．條勒之女，泰勒是《曼徹斯特衛報》的創立者，與《旁觀者》的R．H．哈頓是姻親。

　　他的父親和外祖父羅斯科儘管都有非凡的天分並且為人誠信可靠，但卻雙雙淪於破產。前者是在1848年的財政危機中破產，後者則是因為他的銀行1816年發生的擠兌。傑文斯因此獲得了很好的遺傳細胞，不能忽視商業波動現象。他對自己的投資和財產狀況投入了極大的興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話，那麼他自己的經營活動與他關於商業循環的理論以及煤儲量漸將耗盡的理論密切相關。傑文斯自己的資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產，據說傑文斯通過對他們的儲蓄進行有利的投資來增加收入。但為了保證生活中主要目標的實現，每當事業面臨嚴峻形勢時，他都會毫不吝惜地犧牲錢財，在這方面他堪稱典範。

　　但也絕不是鄙視金錢，在不得不破費錢財的時候，他也會痛苦不堪。在許多方面，或許絕大多數方面，他都是一個優秀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他從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惡極「左」派的表現，欣賞保守黨的「要不惜一切代價，」——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話——「像保護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壘一樣保證這個國家的不間斷的、特有的繁榮，」另一方面，他也同樣欣賞自由黨的「不要謹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則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趨勢」。

　　由於斯坦利·傑文斯的生活經歷，使他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很感興趣。他的外祖，威廉·羅斯科熱心於社會改革，積極鼓吹廢除奴隸貿易。他的父親曾寫過一本小冊子，其名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賴穀物法》。據記載他母親曾與他一起閱讀過大主教惠特利的《論貨幣問題》，而他第一次求學所在的利物浦機械學院高等學校的校長，霍奇森博士，後來成為愛丁堡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然而，傑文斯接受的並不是道德科學方面的教育，而是學習數學、生物學、化學和冶金學。

　　1852年，即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的七年之前，傑文斯正好17歲，他在日記中寫道：「我與哈裡進行了幾次有關道德哲學的頗具學術性的討論，討論中我顯得全然是個『道德依附論者』，不相信我們的『道德感』與動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經討論過物種的起源問題，或者說動物中的諸多物種的衍化方式問題。就我目前所知，我堅決認為所有動物都是由某種原始形態演化而來，其演化過程受到氣候、地理等條件數千年來甚至數百萬年來的持續影響。萊爾對拉馬克這方面的理論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來並沒有提出很好的反對這一理論的理由。」

　　在他18歲的時候，由於家境困難，不得不擔任悉尼造幣廠的檢驗員，這家工廠是由於當時在澳大利亞發現金礦而設立的。他擔任這一職位將近五年。正在一心學習的他不得不半途離開大學學院，這對他的雄心是個很大的打擊。而他之所以離開澳大利亞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學碩士學位課程，但他在澳大利亞的那段時期正是一個人的創造力處於巔峰時的年紀，因此他那時的獨自沉思和慢慢醞釀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後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識貢獻的輪廓在他的頭腦中已經十分牢固地建立起來了。30歲之後，傑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於對他已經挖掘出來的知識精華進行闡述和鞏固。

　　他在澳大利亞以及後來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國之後的研究來範圍要廣泛一些。他這些獨自沉思的成果明顯地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與他對經濟波動的歸納性研究有關；第二部分則與他所演繹的經濟學純理論有關。這兩部分都在他與1862年的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劍橋會議的通信中有所預示。在仔細討論這些之前，讓我們順便提及《煤炭問題》，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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