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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一個人如果細讀了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覺到,在長達100餘年的時間裡,馬爾薩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圖的方法居於完全的統治地位,這對經濟學的進步可稱是一場災難。在這些信禮中,馬爾薩斯一次又一次地談論著簡潔的思想,但頭腦籠罩在陰雲裡的李嘉圖卻全然無法理解這種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韋爾教授發表在《經濟學雜誌》(1907年,第274頁)中的信中,馬爾薩斯寫道:「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觀察,你認為『由積累欲望引起的需求同消費的欲望一樣有效』,即『消費和積累能同樣促進需求』。我知道,對於利潤下降,你一般會從積累上找原因,而我則堅信,這是因為生產價格比生產成本相對降低,或者說是有效需求縮減,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原因。」

  但從馬爾薩斯寫於1821年7月的兩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時為止,這一在馬爾薩斯頭腦中清清楚楚的問題,在李嘉圖的頭腦中仍然迷迷糊糊。(1821年7月7日)我們在世界的每個地方幾乎都可以看到閒置著的巨大的生產能力,我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由於對實際產品分配不當,造成繼續生產缺乏足夠的動機。

  為了探討財富增長的直接原因,我顯然要探討動機問題。我根本不想否認人們有權消費掉全部產出,但根本問題在於,在各部分之間進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起有效需求,從而激發以後的生產。我毫不懷疑地堅持認為,快速積累的意圖必然意味著非生產性消費的大幅度縮減,這極大地損害了一般的生產動機,從而必然過早地阻礙財富的增長。這才是最具實際意義的問題,至於是否應該把這種不景氣稱為供應過剩,我認為是一個非常次要的問題。但如果這種情況成為現實,即快速積累的意圖造成的勞動與利潤的分配損害了今後積蓄的動機和能力,從而損害了供給能力和人口就業的增長,就不能不承認,這種積累的意圖,或曰儲蓄過剩會對一國造成切實的損害。

  (1821年7月16日)對於目前討論的這一問題,看來我們永遠也無法徹底地相互理解了,如果你讀了我的最後一章第一部分的頭兩段,而仍然「認為把巨大的生產力投入生產,其結果對人類不利」,那麼我幾乎對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絕望了。

  我明確聲明,我的目標是闡明引發生產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議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產性消費,顯而易見那不過是為了保證最大程度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動機。而且我依然認為,對於一國的財富來說,隨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產性消費的占一定比例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在各種生產動機當中,最核心力當然是使那些運作產業的人獲得產出的適當比例。然而你卻主張大規模的暫時儲蓄,在利潤足以促使它投入生產時卻開始儲蓄,這可能導致對於產品的分配不能引發進一步增加生產的任何動機。

  如果把一段時間裡沒有進一步增加生產的狀態不適當地命名為不景氣,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它,尤其是在這種不景氣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長的一代淪於失業的時候。我們從重複的經驗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經在一段時間內失去工作,否則勞動的貨幣價格是不會下降的。

  問題在於,這仲資本的停滯,以及由於在增加的產品中沒有使地主和資本家得到適當的非生產性消費的份額而造成的對勞動需求的停滯,在發生時會不會無損於一個國家,會不會導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資本家在自然社會剩餘中得到非生產性消費的適當比例,從而繼續保持生產的動機,就會首先避免對勞動的不正常需求,避免將會發生的這一需求的突然縮減,這樣是否導致社會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資本和勞動停滯不會導致惡果,那麼怎樣才能說明,對生產者可能有害的過於節儉反而不會對國家有害呢?怎樣才能說明,在生產失去動機的時候,增加地主和資本家的非生產性消費不能作為一個適宜的解決辦法呢?」

  如果是馬爾薩斯而不是李嘉圖成為19世紀經濟學領頭人,今天將是一個明智得多、富裕得多的世界!為了重新發現,為了衝破誤導我們頭腦的重重迷霧,我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啊,而這本來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我一直稱羅伯特·馬爾薩斯為第一位劍橋經濟學家,而在這些信件發表之後,帶著更多的同情與崇敬,這一榮譽他將更加當之無愧。

  在這些信中,馬爾薩斯的確在重述他出版於1820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第七章第四部分的論點,這一部分的內容是「非生產性的消費者引發的分配,以此作為增加全部生產的交換價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動李嘉圖,也未能影響後世的思想,但馬爾薩斯使這一論點更加清晰。

  我們稍加注意,就會發現論點的精髓在《政治經濟學》中已露出端倪。在本章的第五部分,「對1815年以來勞動階級的苦難」,馬爾薩斯繼續應用了這些原理。他指出痛苦應當歸因於資源的轉向,先前資源投入於戰爭,投入於儲蓄的積累。而在如今的情況下,儲蓄不足不可能是問題的原因。儲蓄雖然是一種個人行為,但已不再是一種公共責任。公益事業以及地主和有財產的人的消費才是適宜的解決辦法。

  下面的兩節可以引用為對1815年到1820年所發生的事件的最好的經濟分析:「當利潤偏低並且不確定的時候,當資本家在那些本應安全地利用他們的資本的地方卻遭受損失的時候,當由於這些原因造成資本外流的時候;一句話,當問題的性質所體現出來的所有證據都清楚地證明了對國內資本缺乏有效需求的時候,卻建議進行儲蓄,並且把更多的收入轉化成資本,這不是違背了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嗎?這不是毫無意義地反對供給和需求原理這一諸多原理中最首要、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理嗎?這不是等於在人們忍饑受餓、流離失所的時候卻建議他們操辦婚姻之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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