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27)_凱恩斯

二七

　　晚年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與李嘉圖的親密關係，為此他寫道：「除了我的家人，我從沒有像這樣愛過他人，交換看法，我們毫不保留，之後我們共同探討感興趣的問題，只為真理，別無他念，以致於我不得不設想，或早或晚，我們總會取得一致。」瑪麗亞·埃奇沃思與兩人都相熟識。她這樣描繪他們：「他們齊心協力探尋真理，無論誰是第一個發現者，他們都歡呼相慶；我真切地看到他們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動絞盤，讓那癡心眷戀於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之間的友誼始於1811年6月，馬爾薩斯「冒昧地引見自己」，希望「我們在這一問題上能站在一邊，對那些觀點上的分歧，我們只需要私下進行心平氣和地討論，這樣就可以避免一場筆墨官司。」這帶來了他們之間從未斷絕的親密關係。李嘉圖在週末頻頻造訪海利伯裡；而馬爾薩斯到倫敦的時候也常常逗留幾天，起碼要與李嘉圖共進早餐，後來的年月裡，馬爾薩斯也習慣于到蓋特科姆公園，李嘉圖的家中住上些時日。這表明他們相互之間懷有最深切的愛戴和尊敬。他們在智力天賦上的對比很鮮明，也很有意思。在討論經濟學問題時，李嘉圖是抽象思維和演繹法的理論家，馬爾薩斯則是歸納性的和直覺的調查者，他不願意與可驗證的事實依據和直覺中偏移太遠。然而在實際的財經問題上，這位猶太裔的證券商與這位貴族血統的牧師的角色就會完全顛倒過來。我記錄下了這樣一件小事。

　　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正如人們所熟知的，李嘉圖是一個辛迪加的主要成員，這個辛迪加從事政府債券的操作，相當於目前的「包銷」。他的辛迪加通過參與招標從財政部的債券總額中得到了包括各種期限的債券，然後作為投資機會逐步向公眾銷售。在這種情況下，李嘉圖往往要幫馬爾薩斯一個忙，馬爾薩斯不用掏一分錢，李嘉圖就把一部分債券份額記到他名下，這意味著，只要馬爾薩斯持有的時間不是太長，一定的收益是毫無問題的，因為辛迪加的初始價格條件比當時的市場價格要低得多。這樣，在滑鐵盧戰役的前幾天，馬爾薩斯發現自己手中的公債正處在一個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經已經無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圖，只要不是「錯的或不方便的」，「就乾脆趕緊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諾給我的收益實現了，哪怕只是一小點也好。」

　　李嘉圖執行了這一指令，儘管他自己絕不會採取同樣的行動，因為他的消息來源告知他公債可以在滑鐵盧戰役那一周達到牛市的峰頂。在1815年6月27日致馬爾薩斯的一封信中，他謙遜地彙報說：「像往常一樣，我從對上漲的預料之中獲益頗豐，我成了公債的大贏家。」「現在讓我談談我們的老課題，」他接著投入到對商品價格上漲原因的探討之中。

　　可憐的馬爾薩斯禁不住心中懊惱：「（他寫於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認我曾以為第一場戰役的勝機屬波拿巴，因為他有進攻的機會；的確，從威靈頓公爵的調兵遣將看來，波拿巴一時曾經勝券在握。然而事後看來，法國人並沒有做好應有的準備。如果他們拿出了為保衛獨立而戰應有的力量和熱情，一場戰鬥，無論它如何血腥或徹底，是無法決定法蘭西的命運的。」

　　這一友誼將在歷史中長存，因為它產生出了在政治經濟學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來。1887年，博納博士發現了由科勒內爾·馬爾薩斯所有的李嘉圖寫給馬爾薩斯的信件，然後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對馬爾薩斯所寫的信件的尋找卻是一無所獲，這些信件本來應該由李嘉圖的家庭成員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韋爾教授在《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這些散軼信件中的一封，這封信是大衛·李嘉圖偶然送給伊斯頓·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樂於收集名人手跡。這位教授同時還聲稱——極有先見之明地——「大衛·休謨對《國家財富》的評論曾被銷毀，而馬爾薩斯的這部分信件的遺失將被經濟學家們認為是僅次於此的文字之災。」

　　對皮羅·斯拉法先生來說，什麼也隱藏不住。為編輯即將出版的《大衛·李嘉圖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書是為皇家經濟學會準備的，將於近年內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發現了那些散軼的信件。這兩方面的通信的出版將會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確可以發現經濟學理論的種子，也能發現他們論證命題時分歧的線索——在一開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則很難認為他們所用的定義是一致的。李嘉圖研究均衡條件下產品的分配理論，而馬爾薩斯則關注是什麼因素決定了現實世界中每日產出的數量。馬爾薩斯所針對的是我們碰巧生活於其中的貨幣經濟；而李嘉圖針對的是一個貨幣中性經濟的假想概念。

　　他們很大程度上知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竿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圖寫道：「在我看來，我們在那些經常討論的題目上的觀點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你在頭腦中經常考慮那些個別變化帶來的直接和暫時的效應，而我則把這種直接效應和暫時效應撇在一邊，全神貫注於這些效應所造成的結果，即事物的長期狀態。或許你對這些暫時效應評價過高，而我則過於低估。要正確對待這些命題，就需要認真加以區別和注意，並要同時考慮兩方面的原因。」

　　馬爾薩斯在1817年1月26日對此做了很有反響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談及的問題是我們的觀點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確實傾向於從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考慮，因為這是便寫作在實踐中有益於社會的方法，我也認為這是避免犯拉普他島的裁縫們所犯的錯誤的唯一方法，如果失之毫釐，則必謬以千里。另外，我的確認為社會進步包含著不確定因素，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進或阻礙生產與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於忽略了導致國家貧窮或富足的因素，而這正是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探討的主要目標。一個作者誠然可以做出任何他喜歡的假設，但如果他的假設實際上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他就不能從假設中得出任何有實踐意義的推斷來。你在關於利潤的文章中假設實際勞動工資是恒定的；但它是隨商品價格波動的（二者在名義上是一回事），利潤也是變動不定的，因此你的推斷就無法應用到事物的實際狀態之中。我們在周圍的國家，尤其是在我國，看到的是時而繁榮，時而蕭條，長短不定的歷史時期，而從未見到過你僅僅考慮了的一成不變的社會進步。

　　但造成我們的分歧的更細緻、更本質的原因，我認為是這樣。你似乎認為人類的需求和口味時刻在等待著供給；而我則堅決認為沒什麼比激發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難的了，尤其是要從原有材料中創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難。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們所賦予它的價值，供給越適合於需求，其價值就越高，一天的勞動就能換來或曰帶來更多的可支配的購買力……我非常肯定地認為，在實際阻礙生產和人口增長的因素中，需求刺激的不足更甚於生產能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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