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17)_凱恩斯

一七

　　同這本書其他任何部分相比，他對和平會議本身的描述中個人色彩較少。這是因為，他的確僅與它有很少的直接關係。他訪問過巴黎一兩次，但主要還是在倫敦纏身於其他事務。因此，就像很多置身於談判主流之外的英國內閣人士那樣，他對之持有的是一種一般性看法。他的態度是為之痛惜——但只是聳聳肩而已。在那時以及在此後，已經有太多的人聳肩了。他從兩個方面為他的聳肩作了說明：第一，是因為政治家確實很怯懦，他們的怯懦實際上是一種無能的體現；第二，是因為金融和經濟上的錯誤自然會產生其結果，反之，未被會議處理的麻煩的邊界問題，卻是唯一的長期現實。

　　關於戰爭本身之悲慘——現在它們全部結束了；關於此後進程中的大多數事情——它們仍在持續，但一般也會湮沒在時光之河中；人們也可以這樣說。當不如此做就會喪失他們的職位時，政治家們必須悖其信念行事，這種教條暗含著他們不像現實中那樣容易替代。我那時相信，並且現在也相信：在一種環境下，對政治勇氣的投資，最終將得到奇妙的報償。

　　丘吉爾先生對會議的描寫，缺乏對一個當時被困擾的人而言很自然的感受的強烈性。然而同時，它又是描寫實際發生的一般人物活動的最好手冊。在這方面，有一兩點值得挑出來。丘吉爾先生很出色地將1919年上半年對德國封鎖的延長，作為頭等重要的問題予以強調。關於停戰協定更新和德國糧食供應的持續談判的不平凡的歷史，尚未出版過。他意識到了它們的重要性，但他對它們的描寫（第66－67頁）一點也不詳盡準確，並且指出他對那些細節不諳熟或已忘卻了。應該被責備的不是「官員們」。如果要挑出任何人來對致命的中歐貧困的延續負責，他必定就是有口皆碑的蒙斯若·克勞茨。我認為他這樣說是正確的：勞埃德·喬治先生對於絞死德皇是非常真誠的，並且將這種情緒隱藏了很長時間，直到別人已冷淡下去之後；但他從未在任何時候存在關於賠款的幻想，或說過任何琢磨起來不包含足以彌補的條款的話。

　　關於1919年6月1日勞埃德·喬治先生在巴黎召集的研究德國對和約草案之答覆的英帝國代表團會議，他比以前出版的文獻給了世人更多的描寫，這也是很出色的。首相曾稱這次會議「促使他努力爭取和平條件的緩和。」丘吉爾先生自己散發了一份備忘錄，被帝國總參謀部長官所贊同，力主我們應至少到中途去迎接德國人。這些觀點，實際上被整個代表團和整個內閣，包括奧斯汀·張伯倫先生，那時他是財政大臣，洛德·伯肯黑德、洛德·米爾納和鮑爾佛先生，所接受了。

　　這次會議決定，應當做出許多重要妥協；並附加了一個決議，授權首相「運用整個英帝國的全部權力以拒絕英國陸軍兵力推至德國境內，拒絕英國海軍加強對德國的封鎖。」這是勞埃德·喬治先生第二次作出天才的然而失敗的努力來爭取「好的」和平，但事情將並非如此。作為一次幾乎唯一的讓步，上西里西亞的公民投票被獲得了。至於其他的，是威爾遜總統——如我已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中描寫過的——在這個階段「毫無所獲」。

　　關於威爾遜總統，丘吉爾先生所言甚多。他不僅有個人記憶的有利條件，而且有豪斯上校最新書籍的有利條件；豪斯上校的書已為這一場景投下了如此明亮的側光。隨著證據的逐漸積累，這種印象被強化了：一位盲人，令人難以置信地脫離現實，充滿著一切錯誤的懷疑。不過他的精神是和平的。丘吉爾先生的總結是公正的。

　　「美國對歐洲問題解決的強大、超然、善意的影響，是一種珍貴的希望之力。它基本上在含糊的衝突和半命令半糾纏的干涉中被浪費掉了。假如威爾遜總統從一開始就使自己與勞埃德·喬治和克裡孟梭團結一致，那麼這三巨頭的整體力量可能會在歐洲悲劇的廣闊場景上施加以絕對的和仁慈的力量。他將自己的和他們的力量浪費在了衝突中，在衝突中他總是被打敗。作為一位對手和糾錯者，同那些能獲得同志關係的人相比，他得到的成果非常遺憾、可憐。他本來會使每件事變得迅速而容易，他卻使每件事變得更緩慢更困難了。他本來能在領導力量強大時解決問題，他卻在精疲力竭和枝節橫生的階段默認了二流結局。」

　　「但是，作為船長，他使他的船沉沒了。」

　　這部編年史結束了。人們翻過丘吉爾先生的第Z000頁時，感覺如何？感謝此人，他能以如此的雄辯，和對作為所有我們這場戰爭中一代人生活中一部分的事情的感受——但他看見的、瞭解的比我們更切近、更清楚——而寫作。欽佩他思想的活力、他對這一工作的智力興趣和基本感情的強烈專注——這是他最好的素質。可能，還有一絲嫉妒，由於他的無可置疑的宣告：邊界、種族、愛國心，甚至還有戰爭，如果需要的話，就是人類的終極真實；對他來說，它賦予事件以一種自負甚至高貫性，對其他人來說，則僅僅是夢魘般的間隔，應當永遠避免的東西。

　　192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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