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會(16)_凱恩斯

一六

　　丘吉爾先生評論說，「這些話，在其導致近40萬人蒙受犧牲時，是可怕的。」這種人物類型，在丘吉爾先生關於皮埃爾·約菲的半喜劇性肖像畫中，達到了極限，毫無疑問，敏感性較強的人是無法忍受最高司令部的耗損的。用丘吉爾先生的話說，多虧了那些能將其處變不驚風度蘊藏於災難性襲擊之中「幾乎到了無法同麻木不仁相區別的程度」的人，他們才被必要地淘汰了。此外，總司令大概幾乎是最後一個聽取事實真相的人。「一位軍事參謀的整個思維習慣，是以意見之附庸為基礎的。」

　　這就意味著，政治家的不那麼重要的思想，對於達到正確結論不是可有可無的。德國的最終失敗，實際上歸因於她的總參謀部的最高權威。假如德國政治家具有像我國或法國、美國政治家那樣同等的影響力，她絕不會遭受類似的失敗。依丘吉爾先生之見，她的三個關鍵性錯誤——對比利時的侵犯、無限制使用U型艦艇、1918年3月的進攻——都是總參謀部特殊的和獨有的責任。魯登道夫是總參謀部影響力和它的最高才能的最終化身——那總參謀部的成員們，被職業同志關係和普通教義的最緊緊地束縛在了一起。他們對於軍中的其他人，猶如耶穌會教士們在其最輝煌時期對於羅馬教會。他們在每位司令官身邊的、在每個總部的代表，講著他們自己的語言，保持著他們自己的自信。在這個善人團體眼中，德國特種部隊和陸軍的將軍們，陸軍軍團司令官們，還有興登堡本人，被視為傀儡，僅此而已。就是這非同尋常的善人團體，將德國軍隊大概推到了恐怖的境地，激發和組織了殘忍的行動，也將自己推向了慘敗。

　　丘吉爾先生沒有掩飾在宏大規模上指揮戰爭的強烈體驗所帶給他的快樂；這種宏大規模，是決策者所欣賞的。另一方面，他也不隱瞞對那些為其快樂提供原材料的人而言，這種宏大規模的可怕。此書強調的重心偏於重大決策和高層爭論。但是，他的著作並不因此在對讀者產生的最終印象上，削弱一種反戰性質——實際上，它比一部反戰主義者的著作能達到的效果更強。這是來自一個熱愛這場角逐的人的一種揭示，不僅揭示了這場戰爭之目標與方法的愚蠢，而且進一步揭示出這種愚蠢不是特定角逐者偶然的品質，而是存在著固有的精神與規則。

　　1927年3月

　　二、和平時期的丘吉爾先生

　　丘吉爾先生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無疑是並且遠遠是對戰爭史最重大的貢獻，一部將史學家與天才作家的稟賦同事件主要推進者之一的深刻體驗與實踐相結合的僅有的著作。最後這一卷，我認為不及前兩卷出色——一次滑坡，可能是有關作者在政府中的失望經歷的書。這是由於，寫作是一種全日制工作；財政大臣也是如此。不過，它比那些讀過《時代》發表的實在平庸華麗的文摘的人所猜想的，要好得多。因為，那些文摘失去了綜攬整體的印象。

　　在他的序言中，丘吉爾先生記載了他與之相關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如何經過他的頭腦的。他補充說，這對大多數主要參與者而言大概是一種很普通的經驗——「一個印象埋掉另一個。」對任何生活于行政變遷中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就我而言，麥基斯蒂克飯店提供的米德蘭鐵路早餐中苦味柑桔醬的質量，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迅速地刺入我的心中。我能準確瞭解那種體驗像什麼。只有對那些月複一月生活在戰壕中，或經受著反復的軍事常規活動，印象一次比一次強烈的人而言，戰爭才能在記憶中複生。

　　然而丘吉爾先生設法傳達一種當時的動機與氣氛的印象——儘管使人好奇的是，他極少通過引述同時代的文件來傳達這些印象；對文件引述，讀者是會本能地略過不讀的。這本書也含有一些奇特的生動段落，帶著深深的情感印跡；對此，我可以特別拿關於英國軍人退役和關於愛爾蘭條約的描述作例子。而且，它以令人關注的效果將我們最易忘卻的每件事情重新帶回我們面前──暴力、喋血，以及戰後歲月的紛擾，即丘吉爾先生的標題《餘瀾》。

　　這本書主要由四個不同的主題組成，有關這些主題的各章是相當分散和相互混雜的——和平會議、俄國革命、愛爾蘭叛亂，以及希臘－土耳其糾紛。在這些內容之中——如人們可能預期的那樣——關於俄國事務的描述最令人不能滿意。丘吉爾先生沒有想為俄國內戰之慘敗中他自己所擔當的角色作不適當地辯護。但他沒能從長遠角度看到這些事件的重要性，沒能將本質同偶然的插曲分開。他吞吞吐吐地承認了他所實施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終無效；他使人們看到了他曾如此理想化的俄國白軍的邪惡性格和衰弱無能（「不是對物質財富的需求，而是對同志關係、意志力量和坎坷中的堅定性的需求，導致了鬥爭的失敗。」）；在評論「有較強辨別力」時，他引用了福什這個強硬地拒絕承認與此事有關的人的話，「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這些軍隊難以持久，是因為他們後面沒有國內政府」。而在他看來，除去他對列寧之偉大性的贊辭之外，布爾什維克們只是一種低能的暴力而已。他的想像力使他無法將他們視為鷹隼，無法將白軍軍官視為更像是在電影中被雇傭的演員。不過他竟能相信他美妙的結尾——「俄國，這個自我放逐的國家，在她寒冷的北極之夜，磨銳了她的刺刀，通過自我致餓的雙唇，機械地宣告著他的憎恨與死亡之哲學」——這真是事實的全部嗎？

　　除了俄國的情況外，丘吉爾先生表現為一位綏靖政策的熱情而持久的倡導者——在德國、在愛爾蘭、在土耳其的綏靖。例如他于1920年給勞埃德·喬治先生的信中寫到——「休戰以來，我的政策應當是，『與德國人民保持和平，對布爾什維克暴政發動戰爭。』」貫穿於整個和會期間，像他所具有的這種影響力施加到了溫和派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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