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精英的聚會 | 上頁 下頁


  他的頭腦太遲鈍、太呆板,難以為任何選擇做好準備。總統能夠固執己見,拒絕改變態度,就像他對菲烏梅所做的那樣。可他沒有別的抵禦方式;作為一條規則,只須他的對手們稍微地靈活移動一下,就可以防止事情陷入攤牌地步,直到木已成舟。借助愉快的和一種和解的表像,總統就會被動搖立場,就會忘記他固執己見的時刻;當他想起自己身處何境時,已經晚矣。另外,在密切聯繫中的親昵、虛偽的談話中,不可能月複一月地任何時候都固執己見。僅僅對這樣一個人而言,勝利才是可能的:對於總體形勢,他總是擁有充分、生動的理解以保存他的火力,並確切知道作出決定性行動的珍貴的恰當時機。對此,總統是頭腦遲鈍和極為困惑不解的。

  他不去尋求副手們的集體智慧的幫助,以糾正這些失誤。為了條約的經濟類條款,他在周圍集合起了一群很能幹的商界人士;但在公共事務上他們沒有經驗,關於歐洲(除了一個或兩個例外)知道得像他一樣少得可憐;並且只是當他為某個特定目的而可能需要他們時,他們才被不定期地召去。這樣,在華盛頓時就已發現的冷漠被保持下來了,他本性的不正常的保守,不允許他身邊的任何人矢志爭取道義平等或持久的影響效果。

  他的全權代表只是傀儡,甚至被信任的豪斯上校——關於人類與歐洲擁有比總統多得多的知識——也隨著時光流逝跌入幕後。總統自身性格所產生的與外界隔絕的狀況,被他在四人委員會的同僚們所促進,通過十人委員會的解體而完成。這樣,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在他為獲得成功而需要每一種關於資源、豐饒狀況的描述、需要知識的極端困難的處境中,他聽憑自己處於封閉、沒有支持、沒有建議和孤零零的狀態,而人們比他敏銳得多。他聽憑自己麻醉於他們製造的氛圍,在他們的計劃和數據的基礎上進行討論,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這些,與其他各種原因合起來,產生了下述形勢。讀者一定記得,這裡扼要簡述成幾頁文字的這一過程,是在五個月左右的時期中,緩緩地、漸漸地、悄悄地發生的。

  由於總統想不出什麼辦法,會議一般是在法國或英國草案的基礎上進行的。因此,如果草案在某個方面,變得同他自己的觀點和目的完全不一致時,他只好採取一種頑固的阻撓、批評和否定態度。如果他遇到某些帶有明顯的慷慨性的觀點(因為總有一類誰都不會重視的荒謬建議,作為安全的邊緣帶),對他來說不贊同別人是困難的。妥協折衷是不可避免的,在本質問題上永不妥協非常困難。此外,他很快被弄成似乎加入德國一方,並使自己公開置於「親德」的莫須有的暗示下。

  在十人委員會的早期日子裡,展示過很多原則和尊嚴之後,他發現在他的法國、英國或意大利同僚的方案中有一些確定的非常重要的東西,對此他不能採用秘密外交的方式保證投降。那麼,作為最後一著,他將如何行事呢?他可以通過純粹固執的行為使會期無限期拖長。他可以使會談破裂,怒衝衝地返回美國,使什麼問題也得不到解決。或者,他可以超乎會議首腦們之上向全世界傾訴。這些,都是低劣的選擇,對其中每一種,都有許多批駁的話可說。它們也是非常危險的,特別是對一位政治家來說。

  總統在國會選舉上的錯誤政策,已經削弱了他在本國的個人地位,而美國公眾是否支持他採取不讓步的政策,是一點也不確定的。它將意味著一場政治運動,在運動中,這些問題將被每種類型的個人的和黨派的考慮所籠罩,誰也無法預測在一場勝負當然不取決於優點的鬥爭中,正確者就是獲勝者。而巳,與其同僚們的任何公開破裂,必將使「反德」的盲目激情——一所有協約國公眾,仍對此情緒激昂——壓到自己頭上。他們將不聽他的爭辯,他們將沒有足夠的冷靜,將此事作為國際道義問題或歐洲的正確治理問題來對待。呼喊聲將簡單地成為:出自各種險惡、自利的原因,總統希望「放走匈奴人」。

  法國和英國新聞界的這種幾乎異口同聲的調子是可以預料的。因而,假如他將手套公然拋到地上,他可能被擊敗。如果他被擊敗,同他保持自己的聲望、盡力在歐洲政治條件所允許的範圍內爭取好的結果相比,最終的和平會更糟糕嗎?然而首要的是,如果他被擊敗,他不會喪失國際聯盟嗎?畢竟,這難道不是關係到世界未來幸福的最重要的事嗎?條約將會被時間所改變和軟化。其中,現在似乎如此重要的許多內容,將變得微不足道,無法實施的許多內容,將因故永不實施。可是聯盟,即使在不完善的形式上,也是永久性的,它是政府新原則的最初開端。國際關係中的真理與公道,不可能在幾個月內確立起來——它們必須通過聯盟緩慢的孕期,依照適當程序誕生。克裡孟梭使人們明顯地看到,他將以極高的代價吞噬聯盟。

  當危機來臨時,總統是一個孤獨的人。在舊世界中的辛苦勞作,使他極大地獲得了同情、道義擁護和群眾的熱情。但現在埋葬于和平會議中,窒息於巴黎悶熱的牢獄般的氣氛中,沒有激情的震動、同情或鼓勵從他在所有國家的沉默的選民那裡傳來。他感到,曾迎接他抵達巴黎的普遍燃燒的烈火已經黯淡下來了;巴黎公眾公然嘲笑他;在他老家的政治對手,正趁他不在之機制造反對他的氛圍;英國冷淡、尖刻,無動於衷。他對隨從人員的態度,使他無法通過私人渠道,來獲得公共渠道似乎已阻塞的忠誠與同情的水流。他需要補充集體忠誠之力,但它是缺乏的。德國恐怖仍然懸在我們頭上,即使持同情態度的公眾,也是非常謹慎的;絕不能鼓勵敵人,必須支持我們的朋友,這不是爭吵或煽動的時候,總統必須被人們確信在盡最大的努力。就是在這種乾旱之中,對總統的忠誠之花枯萎了。

  因而,這位總統撤回了下達給「喬治·華盛頓號」的命令;在怒火燃起的一刻,他曾經命令它做好準備以把他從虛偽的會議大廳送回到他權力的寶座,因為在那兒他能夠重新恢復自我感覺。但是,他一採取折衷路線,我們曾指出的他性格和素質上的缺點就不幸暴露無遺了!他可以走陽關大道;他可以堅定不移;他可以從西奈或奧林匹斯簽發表明;他可以在白宮或甚至在十人委員會裡保持不易親近的態度而平安無事。可是一旦他進了四人委員會的親密的平等的氛圍之中,顯然遊戲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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