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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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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湊巧的是,事情不僅是理想問題。迦太基式和平實際上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可能的。產生這種想法的人,儘管對經濟因素認識得很清楚,但忽視了將支配未來的更深層的經濟趨勢。時鐘無法被撥回,不調整歐洲結構中的這些傾向,你就不可能使中歐回到1870年;釋放突破邊界和種族的這種人類的和精神的力量,將不僅摧毀你和你的「擔保」,而且會擊潰你的制度和你的社會的現存秩序。 這種政策是借助何種障眼法代替了「十四點」的?回答這些問題是很困難的,它取決於性格和心理因素,也取決於環境的微妙影響,而這些是難以探究、更難以描述的。然而,如果說單獨某個人曾經發生影響的話,總統的潰敗就是歷史上決定性的教訓之一,我必須設法來解釋它。 1918年11月,福什的軍隊和威爾遜的言辭,使我們從正吞沒一切希望的處境中突然解脫出來。無論作何預測,看起來局勢都是有利的。勝利是如此徹底,以致在事情的解決中毫無擔心和害怕的必要。敵軍信任莊嚴的和約而扔下了武器,和約被視為和平的證書,其條款似乎將確保解決問題的公正和寬容,確保從破碎的生活中恢復過來的合理希望。為使這一保證更為確切可靠,總統親自前來,在他的作品上加蓋印章。 當威爾遜總統離開華盛頓時,他陶醉於歷史上無與倫比的、遍及全世界的威望和道義影響。他大膽而審慎的言辭傳給歐洲人民,蓋過和超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家的聲音。敵方的人們相信他會貫徹他與他們的約定;協約國人民不僅把他當作一位勝利者,而且幾乎把他當作一位先知來感激他。除這種道義影響之外,真實的權力也握在他手中。美國軍隊在人數和裝備上具有優勢,歐洲在食品供給上完全依賴美國;在財政上,她更是絕對地掌握在美國人手中。不僅歐洲對美國的付債超出了償還能力,而且,只有再次實施巨額援助才能把她從饑餓和破產中拯救出來。 這種幻覺之破滅是如此徹底,以致一些最為相信的人幾乎不敢談起它。這會是真的嗎?他們問那些從巴黎歸來的人,條約真像它看起來那麼糟糕嗎? 然而,起因非常普通和合乎人性。總統不是英雄或者先知,他具有其他人的很多弱點;在會議上予與取、面對面的角逐中,他缺乏支配性的智慧武裝,這種智慧武裝對於對付那些複雜的、危險的誘惑者是有必要的。對這種遊戲,他毫無經驗。 的確,我們曾對總統抱有非常錯誤的看法。我們知道他孤獨、冷漠,相信他非常堅定和倔強。我們沒有把他描繪成不拘細節的人,但我們認為,他用以抓住確定的主要觀念的清晰性,同他的堅定性相結合,使他能夠掃清蛛網。除了這些品質,他還將具備客觀性、修養和作為一位學者的廣博知識。作為其著名聲明之特徵,語言上的精微辨別似乎標誌著一位擁有高超、強大的想像力的人。他的肖像顯示出優雅的面貌和命令的氣度。憑藉所有這些,隨著增長著的權威,他到達並掌握了在一個政治家藝術未被忽略的國度中的首要位置。所有這些,似乎是解決目前事務所需要的各種品質的良好結合。 對威爾遜先生的第一印象將損害這些幻覺中的某一些,但非全部。不過,像奧德修斯一樣,總統在就座時顯得更有智慧;他的雙手儘管有力和相當健壯,但不夠敏感和靈巧。對總統的最初一瞥,不僅使人推測,無論他在別的方面會如何,他的氣質主要不屬學者型;而且他甚至沒有很多這個世界的那種文化氣質——將他們這一階層和這一代中的克裡孟梭先生和鮑爾佛先生塑造成精緻紳士的那種氣質。然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他不僅在外部直覺方面對他的周圍環境不敏感。 這樣一個人,哪有機會對抗勞埃德·喬治先生對迅速圍在自己四周的每一個人的毫無差錯的、幾乎通靈般的敏銳感受力?請看這位英國首相,他注視著人群,用常人難以企及的六種或七種感覺,來判斷個性、動機和潛意識衝動,辨察每個人正在想的、甚至每個人下一步將要說的;他將通靈般的直覺,同最適宜於其鄰近聽眾之虛榮、軟弱或自私心理的辯論或懇求融合起來;由此可以悟出,在那種集會上,這可憐的總統將陷入捉迷藏遊戲。從未有一位步入會客室的人,比總統更絕妙、更註定地成為首相戰果的犧牲品。無論如何,舊世界是險惡而頑固的;舊世界的鐵石心腸,會硌鈍這最勇敢的遊俠騎士最鋒利的刀刃。 但是,如果說總統不是哲人之王,那他又是什麼呢?畢竟,他是曾在一所大學度過許多人生時光的一個人。他絲毫不是一個商人或一個普通平庸的党人政客,而是一位具有力量、個性和重要性的人。那麼,他的氣質如何呢? 線索一旦找到,就會使一切迎刃而解。總統就像一位不信國教的牧師,可能也像一位主教。他的思想和性格,基本上是宗教型的,而不是智慧型的;帶有那種思想、感情和表達方式的所有力量和弱點。這種類型之莊嚴典範,如今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已不復存在了。雖然如此,這種描述將給予普通英國人以這位總統最清晰的印象。 腦際有了這幅圖畫,我們就可以回轉到事件發生的實際過程。總統的世界藍圖,如他的談話和聲明所表達的那樣,展現出如此令人敬慕的精神和目標,以致其擁護者們最終的期待是評論其細節——他們覺得,這些細節目前先空缺著是正確的,但將隨著應有的程序被填上。人們普遍認為,在一個龐大的顧問團的幫助下,總統已經不僅為國際聯盟,而且為「十四點」在實際的和平條約中的體現,考慮好了綜合方案。但是,實際上總統什麼也沒考慮好;當需要付諸實際時,他的觀點是含糊不清和殘缺不全的。他沒有什麼計劃,沒有什麼方案,沒有什麼建設性觀點來將他曾在白宮雷鳴般發出的聖戒同活的肉體融合起來。針對每一條,他能夠傳播說教或向全能的神莊嚴禱告以填充計劃的細節,但他不能把它實際運用於歐洲。 他非但沒有詳細的建議,而且在很多方面,或許不可避免地,他所掌握的關於歐洲局勢的信息是錯誤的。並且,他不但掌握了錯誤的信息——勞埃德·喬治先生也是如此——而且他的頭腦駑鈍而不善適應。在歐洲人中間,總統的遲鈍是顯著的。他難以做到這些:在一分鐘內弄懂別人在說什麼;輕瞄一眼就掌握環境;設計一個通過背景的微妙變動來對付問題的回答;所以,他易於被勞埃德·喬治這樣人的敏捷性、理解力和靈活感所擊敗。在會議室中的敏捷方面,幾乎不曾發現有一位上層政治家比總統更難以勝任。假若通過作出某種你可以保住對手的面子的輕微的妥協姿態,或重申對他有益又無害於你自己基本利益的話而與之和解,實際勝利屬你的時刻就會經常來到。總統沒有武裝以這種簡單而慣常的權變之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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